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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东北黑龙江省，自小喜欢画画，没有老师就自学。当时能够找到的一切范本都是我的启蒙老师。凭着一股对绘画艺术的热情，我为日后的艺术创作积累了最基本的要素。
二十多岁开始绘画创作，当时主要画人物，工作环境能够接触到的生活是朴实的农民和矿工，他们的生活给了我最初的艺术灵感，质朴的精神、单纯的情感却蕴含着深厚的内容，我很投入地创作，作品《晨曲》是当时的代表作品。后来陆续开始山水风景的写生和创作，作各种类型的主题性创作实践，也常常深入生活去搜集素材，对待生活的热情和艺术的感受共同培养了我日后的创作自信。组画《矿工日记》、《铁人张清瑞》、《华主席和矿工在一起》等作品相继创作完成。
虽然我在当地获过很多奖，包括优秀奖、一等奖等等，但后来觉得自己的基本功还需要深造，还需要提高，84年来北京考了中央美院研究生进修班学习。到了北京，当时受到了中央美院的姚有多、李行简、贾又福、韩国臻、谢志高、卢沉等老师的影响，打下了人物、山水、花鸟画艺术综合素养的基础，并且与姚有多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我们交谊很深，姚先生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我在创作《太阳》组画的过程当中，他给了我很多鼓励与具体的、关键性的指导，使我对人物的刻画，包括眼神的刻画和结构的把握，有了深层次的理解。我现在之所以能驾驭大画、大制作，可以说是得益于当年创作《太阳》时，姚先生对我的影响。李可染先生给与我的艺术启示很多，老先生对待艺术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和他敏锐的观察和表现力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启迪。我曾经跟随李可染先生到自然中写生，更加深入了解了李先生的艺术追求和创造。我们今天把李先生的艺术当作新的传统来研究和学习，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一代老先生的创作态度和严谨的学术品格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其他像李行简先生、姚有多先生、周思聪先生等老师，都从不同的侧面给了我艺术的养分。在观摩他们艺术创作和外出写生的过程中，我对中国画的理解也渐渐加深，而观察和领会的心得同时又能很快融入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春雪》、《太阳组画》等一批作品就产生在这一时期，当时在全国工人美展展出，还发表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要媒体。
在中央美院的学习经历给了我全面扎实的艺术修养，此后，我的作品陆续在全国性美展亮相：
全国第二届中国画大展我的《岁月堪怀》获优秀作品奖；2000年亚享杯全国书画大赛我的作品《浩荡天风》获铜奖；作品《矿工日记》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2003年作品《雄风》获第二届全国工笔画优秀作品奖；2004年入选全国新人新作展。
大赛和获奖的经历提高了我艺术创作的自信，也锻炼了我驾驭各种绘画语言和画面结构的能力，同时，也拓展了我的艺术视野，在各种风格和题材之间我具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比较的自由。
中央美院姚有多先生和美协的刘大为先生、冯远先生，都是知名的画家，和他们的接触提升了我个人对艺术的认识。另外，我还经常与文化界的老前辈文怀沙先生、王朝闻先生等接触，倾听先生们的国学讲演和哲学、美学陈述，从单纯的绘画创作中游离开来，放眼到整个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观察艺术，将会获得更加厚重而生动的感受。同时在文化传统和艺术思想等方面学到很多东西。我与范曾先生的交往也获益颇丰。这些交往和学习，突破了一个画家所能够关注的有限领域，自己的思想情操和艺术感受也不断提升，对待艺术和文化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改变。
在近几年的艺术实践中，我有意识加强对虎文化的研究和挖掘，对由“虎”这一意象所构成的文化现象不断深入开掘，对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价值判断有了进一步的体认。虎，作为我们民族民间家喻户晓的瑞兽而倍受青睐，它所体现着的，是威猛、正大、阳刚、雄强的民族精神和气派，对这一精神的自觉追逐成为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生机所在。艺术家除了感受自然之外，还应该积极挖掘民族文化深层次的因子，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维系体是什么？为什么是这种因素？许多画家单纯凭借感觉去画画，画到哪算哪，那样，没有传统，没有文化的集体记忆，就失去了文化承担和责任，很容易在漫长的艺术探索中失去目标。因此，在绘画实践上也自觉朝着这一目标迈进。从虎所具有的民俗、吉祥、视觉等诸多方面进行探索，创作出一批群众欢迎、专家认可的作品，冯远、范曾等先生先后撰文对于我的绘画艺术给与评介和肯定，他们敏锐地指出我创作中的这种文化指向，提示广大的读者注意这种文化取向，其实，他们何尝不是在通过我的艺术实践来进一步唤醒民众的文化认同呢？这些探索，丰富了我个人的精神世界，也把个人的直觉感受逐步提高到一个理性的层面。最近几年，我个人的艺术体验借助于记者、学者或者我本人的文章向外界传播，在报纸和杂志甚至电视媒体上逐步形成一定的影响面。也使我个人的艺术探索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积淀，社会上的反响日益强烈，更进一步证明我的探索有其存在的道理。一些资深的艺术批评家纷纷给与评介，认为我的艺术实践给了当代艺术创作特别是中国画创作有益的启示，用毛笔水墨的传统手法完全可以创作出全新的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艺术作品。从而对传统文化的审美判断构成一定程度的丰富和补充。
在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我对待生活的态度也随着发生了些微的变化。最近组织画家代表团到长白山等地进行写生和创作，我体验到一种来自大自然的震撼，那巍然自在的自然，大美不言，艺术家的心灵能否向自然敞开，能否感受到自然万物所蕴含的生机和活力，完全取决于艺术家的心灵。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但不是唯一的，那另一个源泉就来自艺术家自身。对传统的认知和对自然的开放两者不可偏废，共同作用才可以成就一个敏感、成熟的心灵。同样是画画，为什么有雅俗高低之判？除了对待生活的态度之外，恐怕首先还是从事创作的那个主体——人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我开始加强对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化继承和创新等问题的进一步考察。
2000年到美国洛山矶举办画展，并在七个代表性城市进行参观和访问的经历给了我更多的文化启示，在西方文明日益被接纳甚至膜拜的今天，如何面对自己民族文化所处的困境，应该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当然，今天的中国，综合国力空前提高，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但在文化心态上，我们能否采取一种比较平和的自信的态势，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味盲目崇拜西方式的文明，那我们民族的文化将何以立世？
如果说美国之行感受到的是文化之间的冲击，2006年欧洲之行则切实感受到了国力强大之后的民族自信。我们的文化和艺术在国外所受到的尊崇和理解正在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点进一步证明我们需要固守民族文化的原地，需要鲁迅先生所说的“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精神。这时候，对待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了解和继承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古典的诗词和哲学，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正需要我们好好加以研究和发扬。
在对待学术的态度上，我日益感到紧迫，黄宾虹先生故居的参观和访问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个人捐款给纪念馆，同时还撰文呼吁对黄宾虹先生故居和艺术的关注。表面上的热情不能掩饰本质上的盲从。时下对待黄宾虹先生艺术的现象正是这种情况的综合体现。对待传统的书法、绘画以及近代诸位大师的评价问题，将成为我今后主要的学术目标。我将以个人的艺术实践体验和亲身的经历来探究一些重要的问题，以期对未来的艺术创作以有益的启示。
从学术和艺术上，我的体验正在日渐拓展，而当前文化环境的宽松和和谐的氛围也给了这种体验以实实在在的益处。作为一名画家，视野不能也不应该局限在一隅之地，而应该从思想、文化、教育、艺术创作等各个领域吸纳有益的成分，共同来推进我们民族的文艺复兴。2008年我国经历了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和5•12汶川大地震，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我一则积极参与了各项赈灾献爱心活动，累计捐款160万元，二则创作巨幅画卷《英雄本色》和《孩子一定要挺住》（画作及创作后记发表于《美术观察》、《中华文化画报》、《人民文摘》），以表达大灾过后有爱更有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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