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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振铎的艺术格调

        作者:正在核实中..2011-11-08 15:46:21 来源:网络
        闫振铎的艺术格调
          观察和评价近三十年中国油画,闫振铎和他的作品是不容忽略的。他的作品和他的艺术活动具有独特风采,并已成为中国现代绘画不可忽视的部分。

          闫振铎从小就不是安分守己的孩子,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育体系,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对受教育者个性的消除,这使早期的闫振铎在艺术上与他的同学没有多少差别。在他当年的习作中有一种对整体构成的重视,他对大的块面和大的色彩关系十分敏感,在下笔时常带有一种不经意的自由松动。可惜这些感觉被强调集体意志的框框所抑制,没有能够尽早发挥出来。

          1977年,刚刚从“文革”阴影中脱身的油画家,急不可耐地走向开阔的天地。闫振铎和他的同伴们离开政治气氛浓重的北京,去寻找禁锢中无从体验的人与自然。在这些年里,不同情调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给闫振铎不同的启发和滋养—在漓江沿岸奇突而秀丽的山水间,他找到了突破习惯性形体结构的出口。那是大自然给他的启示,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岩峰在天空和水面之间构成“现实主义”绘画视角和思路难以想象的平面构成关系。作于1977年的《漓江》、《漓江山水》、《雨后漓江》、《漓江红帆》等,是画家摆脱“文革”政治网罗之后迈向绘画性试验的开端。虽然从学画之后已经流露出他对绘画形式的特殊敏感,在“文革”时期的某些风景、人物画面上也有形式探索的蛛丝马迹,但绘画性作为不间断的、系统性的探求,应该说始于1977年的漓江之行。漓江山水给闫振铎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当他远离广西之后,广西山水的特殊构成关系仍然是他布置画面的形式资源。“从今事远览,发轫此幽谷”—闫振铎带着漓江山水所开启的的目光走向九寨沟,走向江南水乡,走向印度洋上的巴厘岛,从此开始了他的绘画形式探索之路。

          1982年的九寨沟写生,是闫振铎绘画风格变化的又一重要台阶。与桂林不同,九寨沟不以奇突的山水整体轮廓取胜,而是以变化无穷的树色水形吸引画家。树木掩映下奔流的瀑布和溪涧,流水与树木华美的色彩组合,澄澈水面上梦幻般的倒影……那里的纯净自然,在远离人寰的山野组成亦真亦幻的图形,给了闫振铎发挥色彩想象的自由空间。变化多端的九寨沟景色,让闫振铎在探索绘画形式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从漓江山水起步的平面构成,在九寨沟变得丰富和自由,多幅不同视角的《九寨沟》、《九寨沟—水磨》、《林间飞瀑》……显示画家凭借自然物象探求绘画形式规律的渐进过程。

          “文革”结束后的10年,是闫振铎个人风格的确立期。在这10年里,最能使他产生心灵共鸣的是清幽的自然与纯洁的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观众主要是通过他的人物画了解这位画家:从1978年的《戴银饰的女孩》等一系列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到《乡情》(1983年)、《鹤舞》(又名《温暖的风》)、《集市》(1984年)、《鸽子》(1986年)、《正午》、《瑶女》(1987年),从典雅而流畅的笔触中可以看出画家对形式韵律的精心推敲和对纯净、自由的精神气质的赞美。这一阶段的大量风景画,也有着相同的精神指向,那就是对自由、跃动的生命活力的向往。他画山峦、溪水、林木和生活其间的人,都在追求色彩与形态的动势,都在尝试在静止的空间形象里融入流动的时间因素。这成为闫振铎前期作品形式感染力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化艺术最具活力,也最多变化的年代。萦绕于80年代中国艺术家心头的已经不再是政治顾虑,也还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利益,而是突破惯性思维定式,追寻符合自我理想又顺应历史潮流的艺术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闫振铎的绘画风格出现了明显变化。与这一变化有关的经历,是1989年至1991年的美国之行。与此前那些旅行写生不同,他没有把在美国看到的人与景象留在自己的作品中,而是因之引发了他深层的艺术思索—将个人在艺术上的发展路向、选择前景与广阔的艺术史背景联系起来。对于成长于20世纪后期的中国,在全国统一的美术教育环境中学习绘画,而又具有鲜明、强韧个性的人来说,这方面的思考不可能浮光掠影地得出无可无不可的结论,正是这一点最能表明闫振铎绘画风格变化的思想原因。

          在闫振铎1984年的峨眉山风景《黑白二水洗牛心—峨眉》、1986年的《九寨叠瀑》等作品中,已可看到他从具象往抽象的跨越。在20世纪90年代描绘江南景色的《月夜》,系列作品《船》、《江南》、《窗外》等作品中,他兴致盎然地进行多种表现形式的试验,试图把自然物象简化为书写性的符号,而色彩则成为一种精神境界的象征。过去走南闯北留在他心底的图像在新的天地里复活,我们依稀看到此前20年间在他画面上出现过的人物、山峰、树木、泉流、屋宇和船只,现在以极其简约、极其单纯又更具形式感染力的形态出现在画面上。

          1995年,闫振铎和他的朋友曹达立一道去印尼巴厘岛,住在具有浓厚艺术氛围的山麓小镇乌布德,体验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情境。巴厘岛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明朗鲜丽而又淳朴宁静,对具有敏锐视觉感受的画家来说,岛上的人物形象、宗教建筑、生活习俗、火山、花木、海滩、船只以及笼罩着海洋与岛屿的耀眼阳光、清新空气……一切都会激起一个艺术家的表现愿望。陌生而强烈的美丽让画家目眩神迷:“巴厘岛太美了!以至我远离她一段时间后才恢复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正常思维。”闫振铎回到北京以后逐渐沉静下来,将他经过沉淀凝练的印象转化到画布上,完成了《晨》、《夕阳中的巴厘》、《海风》、《少女与果实》、《宁静的港湾》……以及一系列巴厘小舟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对自然与人谐和生机的赞颂。画家没有给我们看人物和环境的细节,他要显示的是具有装饰性的色彩氛围,鲜明、响亮而不繁冗。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处于酝酿之中的“抽象—表现”风格,在90年代的创作中逐渐成为主要的表现手法。1992年他画北京风景,如长城、北海白塔、恭王府花园,已经将丰富的景物归纳为大的色块。他研究的目标是如何在整体和谐的色调中保留鲜活的色彩印象而不失之单调。北京皇家园林的人工装饰色彩,成为他绘画试验的材料。取材于印尼海岛和江南水乡的系列作品是“抽象—表现”创作的代表性作品,他采用多种不同的手法描绘热带海岛的阳光与波浪,水乡集镇的民居和船舶。书写性的勾画和自由的立体分割,色彩的调和与对比,雾霭的朦胧与夜色的幽深……经历了各种试验之后,他大刀阔斧地删减、营造—让山的静穆和水的流动、昼的光华与夜的凝重,一齐幻化为情味各异的色域,又把那些大的色域以最自然的方式统合起来,在和谐中留下最基本的、不可更替的个性情致。

          20世纪90年代中期,闫振铎的“抽象—表现”创作进入成熟期,他不仅简化物象细节,简化形体,简化色彩,而且简化绘画本身的表现元素。例如他离开曾经运用得得心应手的线条和笔触,而专注于色块的构成。应该看到,由于历史环境和个人素质的共同限制,在过去一百年的中国油画史中,没有几个画家能够如此专注、如此贯彻始终地从事绘画性探索。在“荷塘”系列、印尼风景系列和其他源于风景人物印象的作品中,闫振铎将油画材质的表现力推向极致,而他的《船》(1998年)、《3·12》(2001年)、《庭院》(2002年)、《遗迹—圆明园》(2003年)等作品,堪称色彩表现力和形式构成方面的典范之作。

          回眸近三十年中国绘画风起云涌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趋于冷静,潮退木落雾收之后,一些独特的艺术果实开始显露出来。闫振铎在绘画形式和情调方面的深入探求,是当代中国油画值得关注的收获。从经历、学养、客观条件方面,闫振铎与他的同时代人有诸多共同之处,但他的绘画却表现出独特的格调。他将中国绘画的典雅气韵与西方绘画的丰富表现力十分自然地融为一体,形成富于文化内涵的单纯形式。这就是闫振铎的格调。

          画家的格调表现在他绘画作品的“格调”上,它是画家通过作品所呈现的一种气象,是绘画作品精神元素与形式元素所建构的综合性趋向。就像德拉克罗瓦所说,理想的的艺术格调是一种“比较高的品质—形和色的诗意”,它反映着画家的胸襟和趣味,取决于从事艺术的人的个性气质、艺术修养和精神境界,概括传达着画家在艺术史上的形象。格调当然与艺术家的性格、气质有关,它虽是不可传授的,但也不全是先天性的禀赋,是受环境影响形成、可以塑造和改变的。因此,文化环境和艺术气氛对于艺术家格调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熟悉闫振铎的人都知道,他不是沉浸于理论思维的那种艺术家,但对理论和观念一直怀有兴趣与敏感;他是一个直率、爽快、乐观的人,但他的爽朗和乐观基于对别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条件的克服。如果在欣赏闫振铎的绘画作品、感受他的艺术格调时,联想一个艺术家的文化环境和自身辛勤奋斗的过程,将会对他的成就予以更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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