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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简要叙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直到清代，湖北省境内城市发展的基本进程。
关键词：湖北 城市 发展 历史
今日湖北境内，分布着大大小小近百座城邑，书写着繁荣与壮观。此外，还有无数的古代城址，静卧在这片土地之上。综合考古材料与古代文献，湖北与中原地区城邑文明的发生期是同步的，其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它首先出现在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江汉平原，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而向四周慢慢扩散。从湮沉的古城，到今日一片繁荣的现代城市，中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就让我们放开目光，检索一下湖北古代城市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江汉平原是湖北城邑文明的发源地
距今约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城邑文明如潮涌现的崭新时代。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已经发现有几十座这一时期的城邑。诸侯争雄，万邦林立，古老的氏族制度将不复存在。高大的城垣，城垣外深深的壕沟，标志着国家文明的诞生。
江汉平原是荆楚膏腴腹心之地，新石器时代人口密度较大，文化一直都很发达。五六千年前的大溪文化，四五千年前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都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区域。大溪文化时期，江汉地区的稻作农业就很发达；屈家岭文化的蛋壳彩陶，胎质薄，制作精，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所仅见。因此，这些文化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文化比较，如大溪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石家河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程度毫不逊色。从文化特色分析，这些不同时代的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传承关系，表明创造这些文化的主人，属于本地区的古老民族。从历史传说看，当时江汉地区曾是三苗民族的天下。因此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一般都认为，这些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主人就是三苗民族。也就是说，当时三苗民族经营的江汉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是很高的。
与河南及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城邑文明的出现相适应，屈家岭文化晚期，三苗民族在江汉地区修筑了不少的城池。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长江以北、汉水两岸的荆州、石首、公安、沙洋、天门、京山、应城、孝感等处发现了十余座修筑于屈家岭文化晚期、沿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土筑城垣。这一情况表明，江汉平原以其得天独厚的历史与地理条件，成为了湖北城邑文明的发源地。
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汉地区城邑文明的发展进程，并没有一直延续下来。从考古学材料看，约距今4100年——3500年，长达600年的时间内，江汉地区城邑文明出现了空白。城邑被毁，原有文化发展进程中断了。这与当时中国境内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主要和中原夏民族南下大败三苗有关。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尚未形成完整的统一体。各个部族占据一定的地盘，相互之间既有联系，也有排斥。长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存在着四个较大的部族集团：黄河中游地区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下游及海滨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集团，长江中游以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三苗集团，下游地区以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为代表的九黎集团。这些部族集团都建有自己的城邑，都有可能建立了最初形态的国家政权。黄帝、颛顼、唐尧、虞舜等是华夏集团的著名首领，太皡、少皥、风伯等是东夷集团的著名首领，帝江等应属三苗集团的著名首领，蚩尤、共工等则为九黎集团的著名首领。在新石器晚期相当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大文明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反映在传说中，著名的就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颛顼、尧、舜与共工的战争，尧、舜、禹对三苗的战争 。在蚩尤时代，九黎曾向北扩展，一度灭掉了东夷，继之而与黄帝为首的华夏集团发生激战。结果是以蚩尤的失败而告终，并且导致华夏和东夷结成强大的军事同盟。蚩尤死后，共工继承了他的事业，并试图向北扩张，但都遭到了失败。在距今4200年左右，华夏集团结集各方面力量，对九黎部族共工集团发动全面进攻，使九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不得不退出太湖及杭州湾地区，而向南方转移。福建一带石峡文化的玉石器，正是由九黎传播来的，因而具有良渚文化的浓厚特征。九黎一部则有可能逃往三苗区域暂时避难，一部则成为华夏族的俘虏，并被放逐到西陲的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中具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石璧，正是这一部分人琢制的。炎帝本来属于华夏集团，但是在华夏集团内部的统一进程中，他遭到了黄帝的排斥。黄、炎之争就是华夏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结果是炎帝失败，被迫南移入长江中游地区，与当地的三苗部族结合，共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石家河文化(也有可能炎帝是华夏族较早进入长江中游的人物，在长期经营南方后而与原部族发生了冲突)。在距今4100年左右，舜、禹挥师南下，与江汉地区的三苗激战。三苗战败而向西、南转移，石家河文化发展的正常历程就被打断了。正是因为历史格局的空前变化，才导致了早期城邑文明发展中断现象的产生 。
二、商周时期的城邑文明
湖北地区目前只在黄陂盘龙城等汉水以北地区发现少数几处零星的夏代文化遗存，另在峡江地带有部分这一时期的早期巴人遗存。而在广大的江汉地区，人口密度极低，基本可以用千里荒芜无人烟来加以形容。这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四处可见的景象大相径庭。夏王朝对荆楚地区的控制可能较弱，没有在这儿修筑城邑。
江汉地区既然是富饶之地，就不可能永远空置。商代前期，东方、西方与南方民族，这其中就包括楚人的先祖，开始向江汉地区移民以填补这儿的空白。商王朝也看准了这块肥肉，开始出兵江汉地区。史籍记载，商汤时曾出兵南下，对江汉地区的荆蛮加以讨伐 。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商人主导修筑的 。该城的修筑年代在商代前期的二里冈文化期，距今约3500年；废弃于殷墟文化前期，沿用了300年左右的时间。商人视之为控制江汉地区的战略要地，派遣重兵长期在此驻守。
商王朝将控制荆楚的要点选在盘龙城，有其重要的战略考虑。第一，这儿地当江汉交汇，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第二，它与中原地区联系较为方便，不至于冒孤军深入的危险。第三，南方民族向来多依水险，以江汉阻隔而求自身安全，商人占据了盘龙城，就是与南方民族共有了水险。第四，盘龙城周边，尤其是汉水北岸的广大地区，物产丰富，可做长期的战略支撑，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依靠盘龙城这一战略支撑点，商人向南方大举出击。他们在江南的首要目标，可能是大冶一带富饶的铜矿。青铜时代，铜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统治者必然具有对它占有的欲望。大冶铜矿的开采，目前只见有周代遗存。但是铜矿的开采，一般是从上往下挖，早期的开采遗迹，一般会被晚期开采遗迹毁灭。在铜绿山一带，也曾发现有非常零星的商代陶片，表明商人曾经在此活动过。因此不能排除，商代就已经开始这儿开采铜矿了。根据学者的研究，盘龙城一带出土的商代铜器，包括中原商人的许多铜器，其矿物成分与大冶铜绿山铜矿相类，而与北方其它地区的铜矿成分有所区别，更证实了上述说法的正确性。除此之外，商人的势力也慢慢向其它地区扩展。在汉水以南长江以北的武汉汉南、湖北沙市周良玉桥遗址，乃至西到宜昌的三峡地区，都有盘龙城商人带来的痕迹。湖南岳阳铜鼓山遗址，而后至宁乡黄材一带，也发现了商人活动的遗迹。到商代后期，商人还可能和宁乡一带的土著民族建立了很密切的同盟关系。商代甲骨文中有“禾侯”的记述，宁乡黄材炭河里则出土有著名的“大禾”铭文人面方鼎，所以宁乡一带的“大禾”方国，有可能是商王朝在南方的一个重要的同盟方国。商人还顺江东下，将势力进一步扩张到江西。江西的牛城遗址、吴城遗址，也可见到盘龙城文化的踪影。牛城出土的铜鼎，和盘龙城所出铜鼎风格完全一致而年代略晚，表明其间存在一定的承续关系。商人以盘龙城为据点向南方拓展，收到了较好的战略效果。
西周时期，周人向荆楚的拓展，基本沿袭商人的做法。他们也是以汉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做为战略支撑点，慢慢向南方扩张。周人在汉北的广大地域，设置了一系列的诸侯方国，史称“汉阳诸姬”。至今所见一些西周城邑，大部分是周人在汉北所建。黄陂鲁台山的“长子”国，距盘龙城不远的磨元城，随州一带的随国（曾国），樊城一带的邓城等等，都应是“汉阳诸姬”或降服的殷人后裔留下的遗迹。有了这样一片根据地，周人大胆向南方进发，与在江汉、江南的“荆蛮”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他们一度取得了对大冶一带铜矿的控制权，还将势力扩展到湖南境内。后来由于楚人的兴起，周人被迫北撤。史册记周召王南征荆楚而死于汉水。1998年武昌放鹰台发掘的一座规格较高的周人墓，早年即遭破坏，可能也是楚人占领此地后所为。武汉位于南北争夺战的较为集中的区域。从武汉地区的考古发掘看，西周前期，江南有较多带有周文化因素的土著文化遗存，汉北则都是周文化因素为主。西周后期，周文化因素在江南及江北地区显著减弱，本地的土著文化因素则占了上风。这都表明当时的争夺战相当激烈，周人南进并不顺利，并随着楚人兴起而逐渐退出这一地区。但在汉水上游的随州、襄樊一带，周人的统治一直延续到东周前期。
商周时期湖北地区城邑，在筑城理念上带有浓厚的中原特征。从黄陂盘龙城看，该城是一座具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的“回”字形城。保存相对较好的内城垣，建在两条南北向的岗地上。受地形限制，城的形状不太方正而成菱形，但东门与西门，南门与北门，其间距离均为295米，说明它原来是按方形城垣修筑的。外城垣也是受地形限制，与内城垣不平行，但其总体格调，却与郑州商城如出一辙。在城内诸元的布置上，也是中原风格。最明显的是墓地的布局。盘龙城商人墓地，与人们生前的活动地域并无截然的不同，它夹杂在人们的生活区之中，而且是什么等级的人，原来生活在什么区域，死后也就葬在那儿。这与中原地区商人的城内布局是一样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都是这种布局。
三、东周楚国的城邑文明
东周楚国的城邑，根据文献记载有近150处 ，考古发现的也有好几十处。这些城邑的时代，大部分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
春秋楚城，目前在荆楚地区发现不多，这可能与当时楚人的筑城理念有关。原来楚人在战略上崇尚以攻为守，认为保护自己的最好作法是向外进攻，以歼灭敌人来获取自身的安全，而筑城只是一种消极防御，意味着敌人攻到自己的地盘上。楚人对齐桓公说的“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池”，显示的是楚人的一种气慨。表示“我们虽然没有城池，但险峻的方城山就是我们的城；我们也没有护城河，但宽阔的长江与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这正是楚人不靠筑城来防守的一种真实写照。直到春秋晚期，由于战局的变化无常，楚人才开始修筑城垣自保。特别是公元前506年，伍子胥率吴军攻陷楚郢都，给楚人敲了一个大大的警钟，从而加快了楚人筑城的步伐。
东周楚国的城邑，大都是以处于江汉平原腹心地带的楚国都城为核心而向外布置的。春秋中晚期，楚国与晋、齐等诸侯大国已初步建立有郡县制度。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说，春秋中叶，强兼弱削，列国已先为郡县。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解释，国君所居都邑以外的较大城邑，有些仍称邑，有些称县。邑的长官称邑宰，县的长官称县大夫或县守、县尹。邑与县的长官都不是世袭的，而可随时调动。当然，那时郡县制与分封制是并存的 。据说，楚灭九国，改设九县。这个“九”，古人运用时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而是表示很多的意思。楚灭国大小数十个，可能就设有数十个邑或县。到战国时，重要的县邑都有城垣设置。楚人筑城防御的重点，是北方与东方，所以在汉水以北有不少的楚国城邑。特别是一些战略要地，楚人是不敢马虎的。如对于大冶一带的铜矿，防守就比较严密。目前在那儿一个不太大的范围内，就发现有数座东周时期的城垣，在鄂东南地区，还有赤壁土城与咸安孙郭胡城址等作为拱卫。
楚人筑城，很注重利用自然条件。在大别山与桐柏山的交通要道上，楚人设有不少的关隘。这种关隘，作用与后来的长城相类，是一种战略防守措施。关隘口都由军队驻守。它利用山险，以较少的人力与材料，构成了一个较大的防御区。它的出现时间大约在春秋晚期，较战国时各国修筑的长城要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楚人是修筑长城的开创者。楚人也注意对自然河流的利用，一般在城垣外围引导河水构成护城河。筑城也不一定要求方正，而是视自然地理条件巧加利用，这是沿袭了南方人筑城的原有习惯。
楚人城邑的内部布局，与中原人有一定区别。最明显的是墓地的布局，多选择在城外的山岗上，而与城内活人生活区互不相扰。这并不表示楚人不敬重先祖，而是与楚人的信心有关，即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保护先祖陵墓。楚人的这种城邑布局，后来也传到了中原，成为中原人仿效的榜样，并一直延续至今。
战国时楚国都城纪南城，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在列国都城中规模最大，人口也多。分布在宜城境内的楚皇城，是楚的一个陪都，规模也达几平方公里。这些都显示出楚人的一种信念：要就不筑城，要筑就筑最大最好的。楚人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从筑城上也可见一斑。
四、秦汉时期的城邑文明
秦汉时期湖北地区的城邑发展，受政治的影响十分强烈。秦始皇统一天下，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其郡县制思想的来源，就在于春秋战国以来各诸侯大国的郡县制。废分封，取郡县，目的就在于加强控制，借以维护集权统治。秦占领楚国的地方，就将其改为郡县。湖北是楚国的核心区域，而楚又是秦统一进程中最大的敌人，因此秦人在如何加强对其统治上费尽心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其肢解分割。秦人对楚中心区的肢解十分彻底，现有的湖北省政区曾被其分解为汉中、南阳、南郡、九江、黔中、长沙六个郡，其中只有南郡全在湖北境。
江陵是荆楚中心区南郡的治所。其原为楚郢都所在地，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取郢，设置南郡。原来十分繁荣的楚都纪南城，此时因战乱成为废墟。秦人便在纪南城东南约3公里的地方另筑一座郢城作为治所，其面积约2平方公里，只有纪南城的1/8。
赤壁土城遗址，其原应为楚国的一个县治所在，是统治鄂东南地区的中心。秦及西汉时属于长沙郡，城垣面积只有战国城垣的1/4。
云梦是秦安陆县治所在地，出土的龙岗秦简确切地证明了这一点。云梦楚王城分为相连的东、西二城，东城小而西城较大，且西城为现代城区所压。此城为战国时布局。从东城多次被战火焚毁及其南垣上发现有西汉及东汉墓的情况看，秦时可能主要只使用西城 。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长期战乱导致的人口锐减与迁居，秦人为捣乱楚人根基而对统治政区的重组，使楚地原有城邑文明发展进程发生了重大逆转。楚人认为最重要的城邑，受到的破坏往往也就最大。代之而起的，是一些原本不太重要的城邑，或者是大城被毁后新建的小城。
西汉初期对湖北地区的统治，基本上沿袭秦人旧制。荆楚地区不是秦末农民战争的主要战场，本地区的城邑，受战争的影响不大，在汉初还可以沿袭使用；汉初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中央王朝尚无余力对全国政区加以重组，确切点说是无力修筑新的城邑；此外，汉王朝为了防止各地方势力重新抬头而给集权统治造成危害，也无心加强地方。凡此种种，致使荆楚地区仍然处于秦人设定的分割状态之中。后来国力抬升，对荆楚的政区有所调整，其总体策略仍采自秦人，不愿也不可能再回到楚国时的政区设置状态。因此，秦人设定的对各地区分而治之、相互牵制的统治思想，成了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划分地方政区时的一条重要准则。
受这种统治思想支配，汉代湖北地区的城邑，在总体布局设置上较之秦代并无太大的变化。政区上，其分属于荆州南郡、江夏郡、南阳郡、武陵郡、长沙郡，益州汉中郡，扬州庐江郡。其中仅南郡、江夏郡治所在今湖北境内。汉代荆州治所，大部分时间设在长江南岸武陵郡的汉寿城，东汉末刘表改设于襄阳。南郡治江陵，江夏郡先在云梦，后移新洲，汉末再移夏口。从中可以看出，汉代湖北的城邑重心，是在江汉平原的西部，主要城邑是江陵和襄阳。毕竟，江汉平原及其以西地区，一直是荆楚农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城邑文明也主要在这一地区。战争虽然可以对其进行破坏，但无法改变这种格局。经济发展对城邑文明所产生的决定作用，在此表现得非常充分。
五、三国南北朝的纷争与各地城邑的兴建
三国时期，荆楚是魏、蜀、吴三大势力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重大事件，大部分与荆楚相关。三大势力在此地攻守进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
东汉末年，刘表任荆州牧，治襄阳。赤壁之战以后，荆州被魏、蜀、吴瓜分。此时出现了魏荆州与吴荆州。大体上，今武汉东部的长江以北、武汉西部的汉水以北属魏国地盘；汉水与长江以南属吴的地盘。蜀将关羽所占荆州，属于吴国荆州地盘的一部分。魏国所辖湖北境内地盘，东部为豫州弋阳郡，中西部先后设置过荆州江夏郡、义阳郡、襄阳郡、南阳郡、南乡郡、新城郡、上庸郡、魏兴郡等。吴国所辖湖北境内地盘，东部圻春一带为扬州圻春郡，西部设置过荆州江夏郡、南郡、长沙郡、天门郡、宜都郡、建平郡等 。蜀将关羽所控荆州地，主要是今湖南境内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诸郡，在湖北境内有南郡（治江陵）的南部地区，以及向西与蜀地连接的三峡地区。关羽以此为根据地，向北攻略襄阳与樊城。
三国时，荆州牧一职属于乌有，但下面的郡守却是存在的。三大势力各设郡守，且有相应的郡治。可以说，当时的荆楚是全国郡治最密集的地方。这种政治军事态势，对荆楚地区城邑的布局、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吴国从长江下游地区调集人力物力，加强了鄂东部地区的城邑建设，特别是建设了吴西都——鄂城的吴王城，以及今武昌的夏口城。武汉地区，在商周以后相对衰落。鄂城在楚亡后，也是相对衰落。吴国为争霸的需要向西扩展，重振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魏国从中原地区调集人力物力，对江汉以北广大地区的城邑进行了修筑，除对襄阳、樊城等进行修整外，还在一些战略要地新筑了不少城邑。如新洲、黄陂直到襄樊一线颇为密集的汉魏城邑，应该都是此时修建的。蜀的力量相对弱一些，但也不排除从湖南的长沙、零陵等地调集人力物力修整南郡境内的城邑。现在鄂东、鄂北地区中等城镇相对较为密集，应与此相关。
三国时期的乱局，造成了荆楚重要城市三足鼎立的局面：东部的吴王城与夏口城，北部的襄阳与樊城，中南部的江陵城。因为襄阳、江陵历来就是荆楚地区重要城市，所以变局的结果是提升了东部武昌（今鄂城）与夏口（今武昌）的地位。这为荆楚后来政治经济重心东移打下了一个重要基础。
南北朝时期，荆楚也是重要的战场。持续的战争给本地区造成了重大的杀伤，人口锐减、经济崩溃，各地无不断垣残壁。政权不断更迭，官吏如走马灯你来我去。但另一方面，战争的频繁又刺激了作为军事堡垒的城邑的发展。例如三国时孙权在黄鹄山下修筑的夏口城，因其重要的军事作用而被扩展为比原来大数倍的郢州城，一些军事要塞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固。
为加强经济支撑而实施的军垦活动，为北方转移而来的侨民设置的侨置州郡 ，为荆楚尤其是其东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江汉平原的东南部，主要如洪湖、蒲圻一带，原来多为芦苇丛生、人迹罕至之地，此时成了加强开发的重要地区。三国时吴军就在这些地方一手拿枪一手拿镰开展军垦。南朝时荆楚地区侨置州郡数量非常多。仅萧齐时，荆楚就有10州127郡23封国的建制存在 ，其中大部分是侨置州郡。这些侨置州郡，大部分安排在人烟较少的鄂东南地区。通常是一个县的领土上，存在几个郡。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让每个郡都有单个城邑作为治所，只不过是划出一块地安置那些从北方逃难来的侨民。就是这些侨民，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加快了荆楚地区尤其是荆楚东南部的经济开发。这些活动，对提高荆楚东南部地区的地位，加快这一地区的城邑发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六、隋唐时期中心城邑的渐次东移
隋唐时期是荆楚地区城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它结束了三国以来几百年的战乱，回复到一个比较安定的局面。魏晋南朝时期，郡县繁多，民少官多，十羊九牧，这些现象至此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城邑设置也恢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程度。
隋朝对荆楚地区的郡县设置少有改革。到唐代，唐高祖登位以后，改郡为州，对原有郡县，撤省并立，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根据山川形制将全国分为十道，荆楚地区分属于山南东道、淮南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山南东道下设江陵府、硖州、归州、襄州、随州、均州、房州、复州、郢州、金州。淮南道下辖蕲州、安州、黄州。江南西道下辖鄂州。黔中道下辖施州。这一措施基本上奠定了今日荆楚地区行政设置与城邑分布的大局。
唐朝实行休养生息和鼓励农桑的政策，采取了很多恢复和发展的措施，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口得到了迅速的增加，城邑的规模得到了扩展。特别是东部地区的鄂州（今武昌）一带，在三国、南朝时期的军垦与侨民开发的基础上，经济实力大为提升。它利用江汉水运的便利，商贸经济有大幅度的增长，港口发展十分迅速。据研究，鄂州从贞观到天宝（公元627-755年）100余年时间里，户数增加了5.1倍，人口增加了5.8倍。唐敬宗宝历年间，牛僧孺坐镇鄂州，对鄂州城垣进行了重大修葺和扩建，仿照都城长安的做法，用小型砖对夯土城垣进行了包裹，筑成了荆楚地区第一座砖土结构的城垣，大大增加了它的军事防御能力。鄂州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城市规模的扩展，极大地提高了它在荆楚地区城邑中的地位。西部原来的中心城邑襄阳和江陵，此时虽然也有一定的修缮，但仍然维持着昔日的夯土城垣，显得较为老旧，在气势上不能和东部的鄂州城相比。
和平时期城市的发展，原因主要是经济。唐代中期国力顶盛，人员与货物流通频繁，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在这种大气候下，鄂州依托水运的便利，优势开始显现。襄阳在汉水中上游，本地区的集散面较小，向东必须经过鄂州；江陵的情况与襄阳也差不多。而鄂州不仅是襄阳和江陵向东的门户，也是整个湖南的门户，人员与经济流通的集散面要大得多。流通就意味钱财。因此，鄂州有钱率先用砖来包裹城垣，江陵和襄阳就做不到。
唐代中期以后的鄂州，经济发展速度和城市建筑规模在荆楚地区名列前茅，但并没有担当其政治中心的重任。当时鄂州属江南西道（首府在今南昌），江陵和襄阳属山南东道（首府在江陵）。因湖北的大部分区域唐代属山南东道，所以说江陵当时是荆楚地区名副其实的政治中心，鄂州则是江南西道在荆楚东部的一个“经济特区”。
七、宋元明清时期的城邑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湖北地区城邑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主要的变化：一是权力中心东移，形成以武汉为龙头的城市格局；二是原有城邑规模进一步扩大；三是在重要城市附近出现了相应规模的“卫星”城邑；四是加强了西部山区的城邑建设。
宋代湖北地域分属京西南路、淮南西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夔州路。几个重要城市：江陵为荆湖北路、江陵府、江陵郡治，武昌为鄂州及江夏郡治，安陆为德安府治，宜昌为峡州及夷陵郡治，襄阳为京西南路的襄阳府治；蕲春为淮南西路的蕲州及蕲春郡治，黄州为淮南西路的黄州及齐安郡治，等等。因荆湖北路辖今湖北大部分区域，故当时江陵的规格还是最高。
元代湖北地域分属湖广等处行中书省、荆湖北路宣慰司、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武昌为湖广等处行中书省首府，江陵为荆湖北路宣慰司首府，襄阳为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襄阳路首府。从这种行政设置看，武昌在此时已经取得了较江陵、襄阳为高的政治地位。
明代武昌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为湖广布政使司首府。下辖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承天府（治钟祥）、德安府（治安陆）、荆州府、襄阳府、郧阳府及湖南境内7个府，一共15个府。今湖北境只有恩施一带不属其管辖，而分属于四川布政使司与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
清代荆楚地区的行政辖区与今日大致相同。它以洞庭湖为界，设置了湖南布政使司和湖北布政使司两个省。恩施一带划归湖北。
从上述行政设置的沿革看，武昌是在元代才超越江陵、襄阳，成为荆楚地区城市的龙头老大的。
与城市的行政级别相适应，各个城市的规模也在扩展。从考古调查情况看，宋代武昌城垣仍为小砖包裹，是唐代武昌城的范围，南至蛇山，北至凤凰山，东至螃蟹甲小东门一线，西至长江边 。随着武昌城地位不断上升，人口越来越多，原来的城区已容不下增加的人口，不少人只能住在城外。黄鹤楼以南的大成路到武昌造船厂一线，就形成了大片的城外居民区。明初对城垣进行扩张，把紫阳湖及造船厂以南的大片区域全部括进城内。并且，全部用大砖包裹城垣，增加了城垣的高度与宽度，使之更加坚固耐用。护城河也增加了宽度和深度。江陵城、襄阳城、荆门城在宋代已用小砖包裹城垣，明代同样进行了维护与扩建。明清时的县级以上城邑，大都建有城垣，并且用小砖包裹。这样，各地的城邑不再有纯夯土的城垣。当然，城垣的大小，除了人口多寡，还存在等级制度因素，即省城要大于州城府城，府城一般要大于县城。在采用大砖还是小砖上，可能也有等级因素。因为目前所见明代以来湖北城垣，只有武昌城和与明朝皇室关系密切的武当山道教圣地均州城的宫城是采用大砖，其余绝大部分是用小砖。
在这一阶段，一些主要城市周边出现了卫星城。宋代以前，武昌对江有汉阳城，黄州对面有鄂城，襄阳对面有樊城。这些城邑，都不能说成是严格意义上的卫星城，因为它们通常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具有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作用。卫星城的标志，要以维护主城为目的，具有补充的作用。主要也是两种情况：一是军事上有拱卫的作用，如大城周边设置的关卡或巡检司；二是人口居住与经济上对大城的补充。汉口就是一座比较典型的卫星城。明以前汉水在武汉附近有多个入江口，最下游的一个为今日府河的入江口。成化年间，其它几个入江口淤塞，龟山北麓水道成为主要的入江口。水道的变迁，使停靠武昌的船只减少，大量船只停靠至汉口，直接导致了汉口的繁荣。但最初汉口没有城垣，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为对付太平天国之乱才修筑了城池。不过筑城需要时间，城垣修好时，太平天国刚好也被平息。汉口从出现之日起，就以航运与商业著称，成为武昌与汉阳城的重要补充。汉阳与樊城等原来具牵制作用的城市，在和对面的城市同属一个政区、存在隶属关系时，也就顺理成章变成了它的卫星城。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卫星城，是从明代开始出现的。
西部山区的城垣建设，这一时期变得较为普遍。宋代恩施筑有施州城，明代秭归筑有归州城，郧阳有郧阳府城，等等。少数民族的一些地方首领，也先后修建了自己的城寨。这些城寨的出现，具有几方面的进步意义。第一，早期各朝代的中央政府，对处于山地的少数民族向来采取高压政策，不仅不在少数民族地区筑城，反而一见其有筑城行为，便予以捣毁，便之不能形成较强势力。此时能在这些地方筑城，表明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有了一定的改变，从高压逐步转为安抚。第二，表明平原地区的经济开发水平已经较高，人口渐趋饱和，人们不得不向山地转移，从而使山地经济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第三，少数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对汉人为主体的政权表现出了认同感，长期紧张的民族关系得到了缓和。
长江三峡穿越西部山区，是四川盆地与外界连接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为了保护这条交通线，各届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通常是派重兵加以维护。从三峡地区的考古资料看，仅巴东一段，为保护运输安全的驻军就不少，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人员损失代价。此地汉至六朝时期的许多墓葬，其中往往埋有多具人骨，且其骨骼上多有外伤痕迹。据我研究，这些死者多为殉职的军人 。战死的原因，除了大规模的战事，不少应该是在对付地方匪患时献身的。从交通路线看，当时商旅主要沿长江北岸行走，而不愿在江南行走，就是因为那一段水路所经的南岸高山上主要居住的是少数民族，且因民族关系紧张而经常发生抢劫事件。北宋时，政府在巴东筑了县城，也是首先修筑在北岸的滑坡地带，到寇准执掌县事时，缓和了民族关系，才将县城移往南岸的信陵镇。如果不是民族关系缓和，以区区一个县的少量兵力，断然不能在这种与外界相距遥远的地方长期支撑。所以，通过西部城邑的出现，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民族关系和解与经济发展的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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