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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宁波帮是汉口各大商帮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商帮。在武汉开埠并走向近代化城市的进程中，宁波帮在汉口的各类商业活动可圈可点。宋炜臣、沈祝三、虞洽卿、卢镛标、庄俊等著名人物，他们分别在近代汉口实业界、近代汉口建筑业方面，展示着杰出的才能。在航运业方面，宁波帮也凭借其实力和经营方式，开辟航线，拓展长江航运业务，与国内多个重要城市建立了商贸联系。武汉在武昌首义，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战时首都这三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之时，宁波商人均不同程度在卷入革命高潮。除了从商和参与政治活动之外，宁波人在丰富武汉的历史文化方面，也做了大量的贡献。其中尤以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为代表，在武汉文史研究方面的影响长盛不衰。
关键词：宁波帮 汉口 建筑业 营造厂 宋炜臣 航运业 竹枝词
一
在明代之前，武汉还只有武昌和汉阳。明代成化初年，连年大水，汉水河床发生巨变，将汉阳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后的汉阳北部，形成了汉江河道的唯一入江口，被称为汉口。
汉口从汉阳析出之后，依然是一片荒凉的河滩沼泽地，芦获遍布，人迹罕至。由于汉水的入江口处水流弯曲，水势平缓，且水深适度，成为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渐渐地，各处的商民纷纷来此，在汉水的两岸建造房屋，商船也相继来此停泊。这里人气渐旺，市场开始出现。至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这里的居民达到了1395户。据明末《汉阳府志》记载，这些居民中的绝大多数皆“不事田业，惟贸易是视”，因此，汉阳府在此收的商税也已经相当可观。明神宗年间，汉口成为湖广地区漕粮转运之惟一的口岸。与此同时，汉口也挤身到了淮盐集散地的行列之中。漕运和淮盐的刺激，极大的促进了汉水运输业的发展，为汉口成为四大商业名镇奠定了基础。
商业的繁荣与商税的不断增多，促使政府对汉口的经营加大。明崇桢八年，汉阳通判袁（火昌）主持，在汉口修建了袁公堤。袁公堤的修建，使汉口成为一个稳定的商贸新镇。这个时间距离汉水改道只有大约200年的时间。
从袁公堤建立之日起，汉口的商贸便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了。虽然在历次的战乱中，汉口都曾经遭到重创，但由于有汉水这个天然的良港，汉口总是能从战乱中迅速复苏并更加繁荣。“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这是康熙年间的诗人潘（未中多一横）留下的两句诗证明了这一点。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盛世，汉口终于成为了全国重要的商业市镇。《大清一统志》这样描述汉口：“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这个楚中第一繁盛处，被码头、被商船、被数不清的来来往往的商人们包围着，经营着，最终形成了“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且“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洵为九州名镇”的商业重镇。
作为一个商业重镇，汉口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特形异物，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而让四海九州的货物云集而来的，都是各地的商帮。这些商帮中，有一支称为宁波帮。
宁波帮自进入汉口，便成为商帮中重要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从汉口镇开始形成之时便来到汉口，直至今天，仍然在汉口的商业、建筑、营造及金融诸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宁波帮作为一个商帮，主要指明清以来宁波府旧属各县在各地活动的工商业者，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所结成的地域性商人群体（摘自《宁波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北京第一版）。这是对宁波帮的定义，实际上也可以用于其他行帮，因为行帮是中国传统商业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地域集团。商人们靠帮会组织互相照顾，互相扩展商业地盘，传递商业信息。
但宁波帮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商帮集团。这个明末清初兴起的商业集团，迅速活跃在国内各重要的商业区域。明末清初，正是汉口成为全国重镇的兴旺时期，作为华中的商业重镇，宁波帮逐渐扎下根来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汉口一支重要的商帮力量。
宁波帮在汉口的作为，也是有一个历史大背景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由于条约中规定汉口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开始进入汉口。随着英租界的划定，又相继划定了四国租界，租界的划定与外国商船的陆续到达，武汉开始从闭塞走向开放，冲破了原有的地区性封闭，由一个内地商品集散地向一个外向型通商口岸转变，西方各种势力纷纷叩关而入，工厂、洋行、银行大量涌入。西方势力的扩张，使汉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改组，在这种大变动和大改组中，汉口开始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格局。
这种城市格局最突出的表现，是汉口已经转化为外向型的通商港城，农业文明逐渐退出了原本就不太重视农业的城市结构中，城市重新构建了新的近代工业文明，由于华洋杂处，价值取向变得多元化，中西文明在碰撞中逐渐交融。张之洞督鄂后，洋务运动兴盛，近代商政举措推动了华人开办近代化工厂的步伐，华人设计的近代化建筑也迅速在城市中出现。汉口的开埠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使汉口的民族工商业空前繁荣。商业的发展又带动的金融业的发展，也刺激了控航运业的兴起。而这些，都给善于开拓并注重质量的宁波帮以施展自己的大好良机。因此，在武汉开埠并走向近代化城市的进程中，我们随处都可以见到宁波帮的身影。应该说，在汉口走向近代化城市的进程中，宁波帮在汉口的各类商业活动均可圈可点。
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出现了一批在武汉历史上相当著名的宁波帮代表人物。比如宋炜臣、沈祝三、虞洽卿等，他们或在近代汉口实业界、或在近代汉口建筑业方面，展示着他们的才能。在这个大舞台上，还有著名的建筑设计方面的泰斗和设计师卢镛标、庄俊的活动足迹，他们的杰出建筑的一部分留在了汉口。今天，翻阅任何一部反映武汉近代历史的书籍，他们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二
应该说，在明末清初的商业重镇中，大汉口是很有吸引力的，这里是长江中下游的商业中心和商品转输之地，经商环境自由，商品贸易繁盛。粮食、棉花、棉布、丝绸、纸张、木材、食盐、茶叶、药材、瓷器、铁器、烟草、靛青等传统日用品涌进武汉，并通过武汉向四周扩散。宁波人向来头脑灵活，以善于行商而著称。汉口的商业浪潮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前来追商逐利。他们逆江而上，利用航运优势，运载茶叶、毛竹、长屏纸、绍兴酒、温州明矾、福建杉木、江西瓷器等货物沿江而行，然后又装载楚地土特产及棉花、牛骨、桃枣诸果、坑沙等货沿江东下，"贸迁于楚浙之间。
汉口开埠后，英、法、德、日等国商人相继来汉开设洋行，他们通过买办向武汉及邻近省份倾销机制棉布、日用百货、染料靛青、五金器具等洋货，占据了长江中游的大片市场，并不断向上游渗透，市民对于诸如玩具、铅笔、图书、利器、假珠宝、肥皂等洋货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为了与洋商争抢长江中上游的巨大市场，各地的一些洋货商号，也纷纷来汉设立分店。在中外大批商品的倾销下，汉口作为内地经销和转口进口商品的最大商埠的地位不断加强。
在这个过程中，宁波商人最初是充当了国内土特产与洋货贸易的中转角色。同时，宁波商人凭借自身敏锐的经营头脑和商业才能，在汉口开办作坊、商店和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为了加强同乡间的相互联系，为了进行商业情报的交流并开展同乡会的活动，宁波会馆就应运而生。宁波会馆的存在，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宁波籍在汉经商人数众多；其二，宁波籍人在汉口的经商活动颇有成绩。
在汉口的商帮中，宁波帮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商帮力量。在经商方面，宁波帮“其货无所不居”，在武汉百货、家俱、国药、服装、饮食、粮食、钟表、水产海味等传统贸易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领军地位。
在宁波帮经营的商号中，亨达利钟表、茂记皮鞋、达仁堂药店、宝华洗染店、祥康、怡和、首家服装店、五芳斋汤圆等，经过近百年的经营，成为武汉市至今仍有很高声誉的“老字号”和名牌产品。
宁波人在武汉经营钟表的很多，亨达利钟表行是其中的佼佼者。亨达利钟表行是宁波镇海人陈文生从德商礼和洋行手中买下的，几经搬迁，于1922年后迁至中山大道（现557号），更名“亨达利钟表店”。主要经欧美等国钟表，且以门市零售为主，同时为客户定制安装各种门楼大钟、维修钟表，以技术精细盛誉于市。最让武汉人记忆深刻的是，江汉关上的大钟就是亨达利钟表行安装的，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由亨达利公司进行大钟的保养。
新式皮鞋在武汉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时，宁波人宋炜臣就开始在武汉生产经营军装和皮鞋。他从上海聘请的皮件师傅李厚谟在辛亥革命后自设了“茂记皮革制品商店”，成为了武汉皮鞋业的开创者。1921年始兼营皮鞋、皮靴，并以做工精细，选料考究，造型新颖博得人们的信赖，茂记名牌逐渐形成，成为了武汉地区最知名的皮鞋店。原英国驻汉领事格林威，奉调印度加尔各答后，多次来信邮购茂记皮鞋；解放初期， 茂记皮鞋被指定为国际友人及驻汉外交使团的皮鞋供应专点。“茂记”皮鞋从此名扬中外。
今天的同仁堂中药店武汉分店是宁波帮国药业在武汉开办的名牌药铺，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该店由宁波慈溪人乐良才创办的“乐家老铺”发展而来，最初落脚在北京，1669年由乐家老铺改称同仁堂药店，药店既坐诊行医，也制作丸散膏丹出售。由于工艺精湛，疗效好，很快便名震京华。1920年，同仁堂第十一代传人乐达仁在汉口黄陂街创办达仁堂分店，店内高悬“京都达仁堂乐家老铺”字样，销售牛黄清心丸、小儿回春丹、狗皮膏药、大活络丸、虎骨酒、参桂鹿茸丸等成药。每日营业额都相当可观。1934年，又在汉口开设分店。汉口达仁堂药店在经营管理上坚持 “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祖训，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自律。达仁堂凭这种“以诚取信、以质取胜”的信条，在武汉赢得了市民的信任。
武汉洗染业的龙头是宝华洗染店，由浙江镇海人贺宝庆于1911年在法租界开设。最初的店面只有18平方米，为一小作坊。宝华洗染店加工精细，服务热情，加之位于法租界内，逐渐赢得外国人、官僚买办、华侨及中上层社会的客户。几经扩展，小店发展成为了机器洗染厂，专接丝绸、毛呢等高档服装洗、染、烫、缝纫和织补业务。贺氏也广交上层人士，曾与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和汉口市警察局长任建鹏过往甚密。1931年汉口大水后，许多小洗染坊被迫关门，唯有宝华洗染厂很快恢复营业，并针对水灾损毁的衣物给顾客以赔偿。
20世纪初，一批夹着一把尺子和剪刀的宁波裁缝来到汉口，凭借自己高超的裁缝技艺，成为武汉西服业的开山之祖。这批裁缝带来了武汉服装技术的革命，也将宁波服装业所用的一种竹尺（宁波竹尺，又名华洋尺，后称老尺。现一市尺等于老竹尺一尺一寸）带进汉口，成为各中西服店普遍采用的一种裁缝工具。正是因为这批裁缝的高超技艺，宁波人在汉口开设的服装店也成为汉口一流的服装店铺。
最著名的当属祥康、怡和两家。这其中，于1909年在法租界玛领事街（今中山大道以北的车站路一段）开业的祥康西服店是武汉第一家西服店。祥康西服店的诞生是武汉服装业的一次革命，它结束了西服裁剪师多年沿街揽活的生涯，开始了坐店经营的历史，西服业作为服装业的重要分支从此在武汉确立。1931年创办的怡和服装店，是宁波人在武汉经营的男服为主，兼做女服的著名西服店。店铺原本开在武昌，1946年迁往汉口。40年代后期，老板邹佩庭曾被推选担任汉口西服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抗战时由南京迁至汉口的首家服装店则专门经营女子西服，刚迁至武汉时，称为姐妹服装店。1944年，易名首家服饰公司。该公司凭借其对服装独有的理解和对武汉服装市场的了解，将首家制衣定位于专制高级女式西服，这种独特的经营路线，使首家独享武汉女式西服的利润。尤其是抗战胜利后，首家成批缝制的海勃龙女式大衣一度风迷武汉。这三家服装店在汉口经久不衰，一直是武汉服装名店，1980年还被命名为特级商店。
和钟表、西服、皮鞋同时进入汉口的，还有西式家具。欧风东渐，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人的意识形态、生活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样式新颖、豪华气派、色彩艳丽的西式家具逐渐成为中国家庭摆设的主打家具。在木器业中，宁波人费荣卿创办的乾泰裕家具店生产的家具，兼采中西之长，把西式家具的结构合理、式样新颖、造型独特、注重涂饰等长处和中式家具的庄重自然、牢固耐用、讲究雕镶等优点相结合，形成乾泰裕家具独特风格，其双元线套装家具更为用户所称道。因此，乾泰裕家具在式样、结构、选料、做工、漆色等方面均为同业之冠。民初《汉口竹枝词》中就有捆写到：“旧式铺陈不在行，大家都要摆洋装。甬人贩卖西家具，讲究铜床与铁床。”从竹枝词中也可知宁波木器商人在武汉西式家具业中的影响及其地位。
宁波帮所经营的商号为什么能在商贾云集的汉口扎下根并发展壮大，纵览上述老字号及名牌产品，可知，宁波帮最重要的是讲究质量和服务。无论哪个行业，都讲究做工精细，选料考究，既不偷工，也不减料，都是通过质量与诚信赢得了顾客的支持与信任。这是宁波人经商成功的秘诀，也是这些名店至今能留存在武汉人记忆中的法宝。
三
武汉的百货业，旧称京广杂货业。经营广货者曰广货铺，经营京、津货者称京货店。宁波百货商经营洋货及上海产的鞋帽、服装纺织、日用化妆品、工业用品、橡胶制品等为主，间及少量广货，因而被称为广货店。虽然宁波百货商在武汉实力较雄厚，但规模小，经营品种少。宁波百货商真正大显身手而扬名武汉，则是在五口通商后，宁波对外开放，洋货如潮水般蜂拥而入，宁波当地有限的消费，难以容纳，当地有头脑的宁波商人将目光投向内陆市场，以专营经销商或代理商的身份，向全国各地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推销洋货，扩大洋货的销路，实现其发家致富的梦想。19世纪40年代，宁波镇海商人方承志在长江中游的汉口从事洋布贸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宁波百货业大军，活跃汉上。他们以新颖的货品及独特的经营技巧，成为武汉百货业的中坚。
宁波帮商人以善经营、精管理闻名于武汉商界。武汉商界的各个领域都有宁波帮在活动。百货业中的很多领域，比如参燕业、海味业、糖业、裁缝业、丝绸业中，宁波帮的力量都很强大，有些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宁波帮的一统天下。
清道光年间，武汉的新街是百货荟萃之所，为繁华中心地段。这里的苏、宁、京、沪、川及外洋等地百货商品琳琅满目。广东、宁波等地的商品百货商品成为武汉市民生活的时尚用品。据1935年《汉口商业月刊》载：汉口的百货业有51家，分别由徽帮（下江帮）、本地帮（一曰汉帮）、北帮把持，三帮之间竞争激烈，界限严格，尤以徽帮居多。而此时的徽帮，其概念包含着徽州、江宁、苏州、宁波、绍兴等籍的商户。他们资金雄厚，大多集中在青龙街、戴家巷、帝主宫一带做批发生意。而徽帮中，宁波百货商是颇具实力的。抗战结束之后，在汉口经营百货业的浙江籍客商多达57家，其中仍以宁波百货商居多。这时的如聚成百货商店、鼎新百货商店、大昌商店、中国化学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改造所等等，均是上世纪40年代武汉百货界之翘楚。
武汉宁波百货商在经营百货业时眼光长远，他们一般内靠本帮、本地区有实力的富商巨贾，外联上海，瞅准上海丰富的货源、雄厚的资金及先进的百货管理经验，除从上海大量进货外，还与上海实力雄厚的百货商进行联合，引入资金，借鸡生蛋，在管理上学习借鉴上海的百货业管理经验，改进或淘汰武汉百货业规模小、品种单一、落后的经营方式，使武汉百货业大跨度地向现代化迈进。
风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爱国国货运动也与宁波籍商人有密切关系。
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导致了外国商品向中国市场的大量倾销。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生产的颜料、洋针、洋线、扣子、洋伞、洋铁、肥皂、香皂等日货开始在中国泛滥。加之美、英、法、德等国的丝袜、唇膏、香水、洋油、香烟、留声机等欧美洋货，武汉成了西方列强的消费市场，洋货的大量倾销，极大的阻碍或制约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一时间，有识之士发出了：“然中国最大危机殊不在有形之暴力征服，而在无形的经济侵略，惊呼经济的灭亡，为时无期矣！”的呼声。
早在民国初年，客居武汉的宁波镇海籍客商唐爱陆便在汉口开设了一家名为爱国公司的百货商店，专售国货。这是自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后，开“专售国货”之先河的商店。唐氏在武昌首义时，曾担任民军后勤工作。首义之后，筹资2万，开设爱国公司，销售天津爱国布、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壶等国货精品，以引起国人对国货的重视。
正是秉承这一爱国传统，在上世纪30年代的武汉国货运动中，宁波籍客商身先士卒、奔走呼号，力促武汉中国国货公司（或国货商场）于1937年7月成立。由于时值抗战，公司西迁。1945年10月，在宁波人魏吉甫等人的精心筹划下，武汉国货公司正式成立。公司下设总务、会计、营业三部，营业部下分绸布、化妆、内衣、棉织、鞋帽、文具、搪瓷、五金、食品9个营业柜，有部主任、柜长、办事员、助理员、练习生，各司其责。商品进货必须由营业部主任亲自看质评价后，才能确定是否购进。
武汉国货公司所在地江汉路是一个繁华的门市区，地段好，商店多，既有专业绸布店，又有百货业同行。但是，作为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魏吉甫在经营武汉国货公司期间，大肆宣传国货，弘扬国货，为扩大国货的营销量，魏吉甫在花色品种上大做文章，力求式样新颖，品种齐全。在经营方式上，也非常讲究。如在服装、内衣柜的经营方面，以“名、新、全”取胜，当时社会流行的白府绸、条子衬衫都有，有高档品，也有大众化品种，同时规定顾客买去的商品可以退换，顾客在买东西挑选时，尽量帮助选好，避免顾客往返。比如白衬衫出售时，容易脏，他们就备有试穿衣，在量好大小后，让顾客尽情挑选。对于顾客的退换要求，也尽力满足。
武汉国货公司作为武汉地区最早实行现代化商业管理的企业，突破了封建家长式的管理，建立了武汉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以股东代替了店老板，以聘用制、练习生制取代学徒制，其人事、财务及商品管理和销售服务管理系列，均效仿近代企业模式。正因为如此，武汉国货公司在短短的几年中，便发展成为了武汉百货业的骄子。1949年后，该公司改为武汉中心百货商店，作为武汉百货界的骨干企业一直坚持到今天。
四
在汉口的实业界中，宁波帮的代表人物是宋炜臣，他是近代汉口实业界的巨子。他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筹建了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扬子机器厂、富池口等多家近代企业，成为汉口近代民族资本的巨头，在武汉近代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因此，谈宁波帮在武汉的实业，宋炜臣当是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
1896年，宋炜臣从上海来到武汉。此时，正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日益高涨，筹办民族工业以拯救民族危机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汉口近代民族工业就是于此时发端的。而此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民族资本的创业不仅持一种宽容和灵活的态度，而且还给予积极的支持。因此，当宋炜臣提出开办燮昌火柴厂时，张之洞立即给予了10年的专利权。这10年的专利权，给予燮昌火柴厂充分扩展的空间和时间。为促进企业的发展，宋炜臣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投入充足的劳力资金，很快便使燮昌火柴发展壮大，垄断了湖北、河南、陕西一带的火柴销售。宁波帮实业界人士在汉口的创业从燮昌开始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不仅如此，由于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坚持支持民族企业，也给了宋炜臣第二次机会，使其可以放手创办既济水电公司这个公用事业。也是因为张之洞的支持，宋炜臣顺利地邀集朱葆三（宁波人，上海总商会会长）、万撝伯、王予坊等浙江、湖北、江西三地的11名巨商，共同发起筹办水电公司。对于宋炜臣申请创办水电公司的、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要求，张之洞大力赞赏，不仅全部答应了宋炜臣的要求，还从资金、政策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并“应即拨官款三十万元，作为股东”，再次给予既济专利，规定汉口地区除租界以外，不得另设电气灯、煤油气灯、自来水公司。同时批示“其用人理财诸事，官不干涉，以清权限。”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张之洞的全力支持下，“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才顺利成立。
1908年秋，既济电厂首先落成，两座欧式发电厂房在汉口大王庙汉江边建成。内装有500千瓦直流发电机3部，总装机容量达1500千瓦，占全国经营电厂总容量4449千瓦的1/3，居京、沪、穗、汉四大城市民营电业之冠，也大于汉口的英商电灯公司和德商、日商电灯公司。既济电厂的落成，让汉口武圣庙至黄陂街一带的繁华市区，因万家灯火而光彩夺目。汉口市民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的汉口六渡桥有一个著名的建筑——水塔。水塔的历史已经整整一百年了。这个从1908年开始动工建设的水塔，就是既济水电公司用来流转宗关水厂通往自市区中心的自来水之压力所用的。这个曾经鹤立在一片低矮的民房中的建筑，是当时汉口最高的建筑物，也是六渡桥江汉路一带的标志性建筑。1909年水塔竣工，汉口人在全国较早地喝上了自来水。自来水厂建立的意义还在于，水厂的建立，在时间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规模上也堪称第一。两年之后，既济水电公司把水管铺进了租界，那些高楼大厦间的洋人们，也开始喝上了中国人提供的自来水。
近代的武汉，是全国唯一的租界与华界并行发展的城市，也是近代亚洲一流的城市。作为亚洲一流城市的标志之一，便是公用事业的发展。既济水电公司的成立，既济水电公司电厂与水厂的建成与投入使用，让武汉公用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这是武汉近代工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更是武汉近代市政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近代企业的兴建，还有更重大的意义，作为汉口公用水电业的发端，也推动了城市消防系统的建立，促使了城市管理机制的萌生。而这些，都与宁波帮宋炜臣、朱葆三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宁波人对近代武汉的一个重大贡献。
汉口历来号称九省通衢，长江、汉水养育了武汉。由于陆路交通的不甚发达，汉口商业的兴盛与水运密切相关。水运的发达促使了武汉商业贸易的兴盛，强化了本地区的商贸优势，吸引各地商人通过水路来汉导财运货，商业贸易和航运业便成了汉口商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
由于宁波与汉口的地理条件相似，都是得水独优，因此，宁波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在古代运输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宁波人曾经靠内河帆船运输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汉口地区贩运了500余万石粮食，其运输能力可见一斑。汉口开埠之后，宁波帮依托汉口这一商业重镇和良好的区位优势，加上长期积累的商贸经验，在汉口开展了自己的水上营运活动。宁波帮在武汉的商业营运活动范围之大，面积之广，仅仅只次于当时的上海。
1861年汉口开埠，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依托武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自己的商贸经验，活跃于近代工商业的各个领域，大汉口成为上海之外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区域，他们在宁汉之间从事航运、水产、银楼、火柴、水电、杂粮、银行等行业，其中属于独家经营的则为长江夹板船航运业。
由于宁波帮的船运业长年航行于长江中下游各口岸，更使宁波帮了解长江沿岸各大城市的商贸货物的需求，从而在长江沿线架构了一条由宁波帮主控的商业航线。至清末，宁波帮共有70多只夹板船在长江沿线从事货物运输。近代巨商叶澄衷就是靠木帆船起家的宁波商人，他也曾经营宁波、上海至武汉的航运业，自置帆船100余艘。直到20世纪，宁波帮依然控制着汉口和长江下游港口之间的水上货物的运输，并成为了汉口城市中最为重要的商业势力。他们向汉口输入棉纱、棉布、绸缎、海产，购回杂粮、黄豆、桐油、牛油、麻、棉花和大米，这种大规模的运输与销售，促成双方年贸易额在3500万两至4000万两之间，数额之巨甚为可观。宁波商人发达的航运业在武汉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有力推动了汉口与长江沿线各城市间的商贸往来与发展。
如此巨大的商业贸易，最终必然会出现资历雄厚的航运业的巨擘。在从传统帆船到近代轮船业的转变中，宁波帮顺应航运要求，及时调整营运思路，迅速从困境中走出。他们相继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经营长江中下游航线的客货运输，其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在武汉相当引人注目。其中以虞洽卿、陈薰、严义彬等合资创立的宁绍轮船公司和虞洽卿独资兴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及鸿安商轮公司最具代表性。其中宁绍轮船公司名列长江六大轮船公司之一，三北轮埠公司发展成为抗战爆发以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集团——三北航业集团，堪称民族航运业中的巨擘。
宁波帮在长江航运业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虞洽卿。虞洽卿兴办实业的想法萌生于1906年。这年，他从日本考察商务回国后，有感于西方势力不断侵夺长江航权并不平等地对待中国乘船者。为了与西方航运势力相对抗，经过两年的筹备，于1908年邀集陈薰、严义彬、方舜年等宁绍同乡，创办了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1913年，宁绍轮船公司进入汉口，并于三北轮埠公司汉口分公司代理的鸿安公司一同来汉，于次年合作开辟了汉口至上海的航线。当年，宁绍公司的“宁绍”轮首航抵达汉口东方码头。当时，码头上下数千人前来欢迎第一艘与外商在长江航线上展开竞争的中国轮船。与外商轮船公司在长江航线上首开竞争先河的，就是宁绍公司。
与宁绍公司相比，三北航业集团下属有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宁兴轮船公司和鸿升码头堆栈公司，属于辛亥革命以后迅速崛起的民族航运企业。三北公司落户汉口之后，凭借其固有的实力和灵活的经营方式，开辟了多条航线，拓展了长江航运业务，推动了汉口埠际贸易的发展，并与国内多个重要城市，如上海、青岛等地建立了商贸联系。而且，由于他们在经营管理和船舶调配方面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根据长江水位的变化，适时调整舰艇的吨位，因此，在长江枯水季节也能解决湖滨及小港货物的集散运输。具有了良好的社会信誉。其经营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航线之广，都足以和外资及官办企业相抗衡。汉口的三北码头就是其公司的专用码头。
而且，宁波帮的这两个航运公司，在抗日战争期间，都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两家公司的近10多艘船只都被国民政府征用，在构筑长江御敌工程中，用来堵塞长江航道，以阻止日本海军溯江西进。在抗日战争武汉会战之前的大规模西迁过程中，三北公司与其他公司协作配合，抢运疏散了大批人员和物资，武汉沦陷后，又支援川江的运输。虞洽卿用自己的行动，在民族危难之际，实现了其实业救国的理想。
五
从1861年汉口开埠始，汉口便开始向近代化城市走来。随着资本主义产业的输入和西方建筑技术的传入，城市建设活动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近代城市建筑与依照近代城市规划模式建设的各种道路，构成了汉口城市格局中极其重要的环节，促使汉口迅速由传统建筑向近代建筑转型，近代建筑业在汉口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1861年至1949年， 武汉近代化建筑走过了88年的历程。88年的时间，在武汉营造了相当一批至今仍堪称为经典的优秀建筑，其中不乏宁波籍营造厂商承建的。在武汉的建筑营造业中，有广东帮、本帮和宁波帮。如果细数各帮在武汉的营造厂家，以宁波帮为主的江浙帮在总数上并不占优势，为什么宁波帮在承建武汉的高档建筑工程中占据了其中相当大的份额呢？
如果追根寻源，还是应该从鸦片战争说起。鸦片战争之后，宁波被列为通商口岸，被迫敞开大门，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城市文明的熏染。近代建筑以其壮观、大气的风格和耐用的材料，有别于中国传统建筑。这种建筑风格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宁波的营造工匠。加之上海在向近代化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对宁波的影响甚大，大批宁波工匠到上海谋生，在近代化城市建设的大潮中，这些宁波籍的能工巧匠凭借自己的实力，在适应时代变化的同时，发展出一批相当有实力的营造商。
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之后，这批营造商随着西方列强的商船沿江西进，进入汉口。这些宁波帮营造商中的优秀人物，诸如沈祝三、周昆裕、魏清涛、项惠卿、康炘生等等，抓住了汉口由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变的机遇，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实力的木厂和营造厂。在1912年以前，武汉有营造厂48户（不含外商）。其中宁波帮的营造业就有5家。除了1898年在汉口建立的明锠裕木厂（后改称明锠裕营造厂）之外，仅在1908年建立的便有汉协盛营造厂、魏清记营造厂、汉合顺营造厂、康生记营造厂4家。这些营造厂联结在一起，构成了宁波帮营造事业的大网络，切割了武汉近代城市建设这个大蛋糕的精华部分。1912－1937年，在武汉城市建设大发展、大转型的时期，宁波帮在武汉进行了包括武汉大学、江汉关等诸多重大建筑项目的营建，覆盖面包括教堂、医院、银行、洋行、工厂、饭店、大学及里份建筑。在银行建筑方面更具有代表性。从1865年麦加利银行建成至1949年永利银行大楼建成为止，汉口共有知名银行建筑26处，其中宁波帮营造厂和设计者参与建造的建筑高达18处。至今在武汉可圈可点的优秀建筑有一大批都是宁波帮营造业者留下的。
1908年由沈祝三在汉口六合路成立的汉协盛营造厂，在短短的十数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了武汉最大的营造厂。从1908至1949年，汉协盛营造厂在武汉共营造了56个重大的建筑工程项目，这些建筑包括平和打包厂、景明大楼、武昌第一纱厂、协和医院、国货商场、横滨正金银行、普爱医院、金城银行、卜内门洋行、日清邮船公司、四明银行等等，而其中最能代表汉协盛营造水平与注重质量的当属武汉大学的营建。1937年建成的武汉大学，是该厂营造的最辉煌和最值得纪念的建筑。汉协盛承建了武汉大学学生宿舍、老斋舍等大部分建筑。这些建筑使武汉大学成为了全国最美丽的大学。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对汉协盛的精心制造也非常感激，他在一次演讲中如是说：“承包主要建筑物的是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是沈祝三先生。他的出身原很微贱，在汉口经营建筑事业有数十年之久，汉口的大部分主要建筑如汇丰银行等都是他造的。可是现在他的目盲已有十多年了。他每天自早至晚，都坐在他的小办公室的桌边接电话，指挥珞珈山及其他部分的工人从事工作。我们真抱歉得很！在他投标之后，金价大涨，而他所用的材料中，外货又甚多。因此，据他交工的时候的估计，亏本有24万元之多。他的估计是不是十分精确，我们虽不得而知，而他的亏累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确实如此，沈祝三用他的信誉，用他的质量就是生命的行动，用他的宁可亏本也要按照合同办事的理念，在建筑行业中树立了一块至今永远都有警示作用的榜样。正是因为如此，武汉大学的早期建筑才可能永远都是武汉大学的骄傲，也是武汉建筑史上的辉煌篇章。
在宁波帮的营造业主中，浙江定海人周昆裕是不能不提的一个重要人物。1894年，周昆裕以其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精明的思维，看到汉口作为内地大商埠，具有外商多，市面繁华的特点，认定建筑业务前途广阔，遂与同行李偑容在汉合营明锠泰木厂，承包房屋建筑工程。他于1898年创办的明锠裕营造厂是武汉第一家具有近代意义的华人营造厂，最初称为明锠裕木厂。该厂在武汉的主要建筑工程覆盖面也相当大，汉口西商跑马场工程、英美烟草公司（颐中烟草公司）、武昌震寰纱厂、英商隆茂打包厂、上海电影院及著名里份江汉村都与明锠裕营造厂（1930年更名明巽建筑公司）密不可分，其中武昌震寰纱厂的全部建筑工程均由该厂承担。
江汉关，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自江汉关建立伊始，便成为了大汉口的地标。至今仍是武汉最美丽的建筑。这栋恢宏精致的建筑的主体工程是由魏清记营造厂建立的。此外，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美孚石油公司储油库等建筑也是魏清记营造厂的杰作。魏清记在武汉营造的建筑并不多，但就是汉口江汉关大楼和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这两栋大楼，就足以因精湛的施工技术和令人叹服的质量，让魏清记营造厂在武汉城市建设史和建筑史上占有不可缺少的一页了。
除了上述三家实力雄厚的营造厂之外，汉合顺营造厂自1908年在汉口建立后，在参与建造了中国银行大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盐业银行大楼、新市场游艺场、共舞台等大型建筑之外，承建了汉口众多的里份建筑，如泰宁里、泰康里、泰安里、泰余里、昌业里、汉安里、义成里等等。同样建于1908年的康生记营造厂，其在汉口的建设分为两部分，其一是里份，比如长清里、义祥里、伟英里、联保里、如寿里、公德里等等。其二是重要建筑工程，比如美国海军青年会、浙江兴业银行、扬子江饭店、明星电影院、南湖机场等等。
恒记营造厂是宁波帮于1925年在汉口创办的。虽然起步的时间比较晚，但也丝毫不影响该营造厂在汉口进行精品建筑的营建，从至1949年，该厂在汉口留下了大孚银行、安利英洋行等著名建筑，并参与承建了部分江汉村的工程。
宁波帮在武汉营建的这些大型建筑，几乎都成为了武汉市的近代优秀建筑，也是今天城市建筑中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宁波帮在武汉，除了有这些大的营造厂进行建筑活动外，还有大量中小型营造厂作为补充，活跃在汉口的建筑舞台上。1929年，武汉市工务局按规定对全市营造厂及泥木作坊进行注册登记。按资金多少划分为4个等级。当年共注册登记甲等30户、乙等52户、丙等277户、丁等210户。这其中的甲、乙等营造厂则皆为新建，丙、丁等的则属传统工匠作坊的延续。这其中有多少宁波帮的营造厂没有明确数字，但1947年的登记资料却显示，在丙、丁级的营造厂中也有宁波籍营造业者，丙级营造厂有镇海叶国庆开设叶佐记、赵善根开设赵和昇、康生记（甡记）、康生记（叶记）、钱文修开设有钱梅记等；丁级营造厂有徐永康开设的北源；鄞县王德懋开设的永宁；镇海张杰开设的谦具；鄞县林鑫水开设的林福记等。其中赵和昇营造厂与义品放款银行汉口分行的工程部有长期联系，义品放款银行专营房地产抵押贷款，包括房屋建造、保险、经租、挂旗等业务。赵和升专为义品行修理其经租的房屋。
宁波帮之所以在武汉能够迅速扎下根来，并占据武汉建设市场的精品份额，与宁波帮的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也是有密切关系的。首先，在他们的用工制度上，不养闲人。汉协盛营造厂建厂初期，仅从上海高价招募数十名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分别负责施工现场的各项工作。民国时期，钢材和水泥还是昂贵的建筑材料，因此，只有较为重要的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工业建筑和市政工程采用钢筋水泥材料，多数建筑尤其是里份建筑仍然以砖木结构为主。为了节约资金，降低原材料成本，这些营造厂大多都办有建材厂，如明锠裕营造厂办有裕记砖瓦厂；汉协盛营造厂办有阜成砖瓦厂和灰厂等。为了避免中间的差价，汉协盛直接从德国哈尔钢铁公司进口钢材，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的20%。1927年，市面流通的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国库券大幅度贬值，不少工厂企业遭受严重损失。汉协盛在此时用200吨钢筋换银元2万元，再用银元兑换国库券，获得巨利，财力因此大增。这不仅帮助汉协盛度过了难关，而且让汉协盛在武汉营造企业中令人刮目相看，名声大振。
1931年2月19日，汉口营造业同业公会在汉口智民里19号成立，到会代表78人，这次会议推举李俊臣为理事长。同业公会隶属于汉口市商会，受汉口社会局领导。1933年12月29日进行了第一次改选，会员代表94人选出执行委员7人，监委3人，宁波籍商人明锠裕厂主周世昌被选为同业公会主席，直到1938年武汉沦陷，同业公会停止活动为止。宁波帮业主能在汉口营造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与宁波帮营造业在汉口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不可分割的。
六
明末清初，汉口的汉正街已经成为名闻全国的商业重镇。随着汉口商业的不断发展，外地商人纷纷来汉经商。随着外省旅汉商人人数不断增长，为了经营上的方便，也为了相互间的照应，各地商帮纷纷修建自己的会馆。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开始，直至光绪年间为止，沿长堤街、汉正街一带及大小夹街一带，会馆林立。诸如新安书院（微州会馆）、安徽会馆、山峡会馆、岭南会馆（广东）、覃怀会所、江西会所、金庭公所、宝庆会馆（湖南）等先后建立起来。 每一个会馆都是一个地域在汉口经商活动的记录，每一个会馆都是汉口从一个新兴小镇走向商业重镇的真实反映。
宁波商人是最早在武汉建立会馆的外地商帮之一，也是全国第二个宁波人的会馆。作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商帮，宁波人在汉口先后建的会馆与公所先后有江浙绸公所（清康熙六年建立）、浙宁公所（乾隆四十五年建）。公所以是同业商人旅居和议事的地方，其目的在于联络同乡、维持商业。宣统元年 (1909年)浙宁公所改名宁波会馆。宁波同乡会就是在宁波会馆内设立的一个社团组织。在各地的商帮文化中，同乡会组织与商帮是如影随形的；宁波商帮也不例外。宁波同乡会组织在"宁波商帮"的形成、发展历程中也有着特殊的作用。
在汉口，宁波旅汉同乡会毫无疑问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宁波社团组织。同乡会组织最早出现于明代，清代时期已经相当普遍。在各地经商的宁波人，为了“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以便亲邻相帮、同乡扶持，增强抵御经营风险和超经济因素干扰的能力，在会馆、公所这类旧的组织之外，也都建有同乡会一类的组织。当然，大多数同乡会组织就是由公所、会馆转变而成的。1924年，宁波会馆选定今前进五路105号（现为江汉区红领巾小学）建新馆，属钢筋混凝土结构。同年，宁波旅汉同乡会在会馆内成立。旅汉宁波同乡会的成立，与旧时的会馆、公所相比，并不仅是一种名称上的改变，而是由传统性组织向现代性组织的转变。宁波旅汉同乡会除具备公所原有的功能外，以“会合同乡力量，推动社会建设，发挥自治精神，并谋同乡福利”总宗旨，增加了保护同乡利益、提高同乡素质、促进旅汉同乡和故乡经济发展等多项功能。这无疑是现代社团的主体功能。
同乡会上有理监事会，有执行委员15人，监察委员5人。能够担任委员的都是既有经济实力也有高知名度的人。比如四明银行的殷惠昶、宁绍轮船公司的史祖培、汉镇既济水电公司的陈君如、宋廉卿、陈楚章等。
宁波会馆建立之后，让旅居汉口的大批宁波籍军政经学人士有了家的感觉。宁波会馆内曾经接待了一些军政界的高层人物。作为浙江人的蒋介石也数次到过宁波会馆。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蒋介石首次来到武汉，曾到过宁波会馆。国民革命军攻下武昌城后，武汉成为“赤都”和全国革命的中心。在迁都武汉还是迁到南昌的“迁都之争”期间，蒋介石于1927年1月12日从南昌来到武汉，便下榻在宁波会馆。期间，蒋在宁波会馆曾经与江浙地区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在汉口宁波同乡会恳亲大会上发表演讲，并宴请各界代表。1935年6、7月间，汉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次年4月10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到汉口，在汉口宁波会馆接见汉口市长吴国桢和武汉警备司令叶蓬，称二人为“防洪英雄”。
自1924年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同乡会不间断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调查和介绍同乡职业、推进子女教育和社会教育、调解同乡之间纷争、济助困难同乡和资助同乡返原籍等等。尤其是1931年8月间，武汉大水，三镇尽成泽国，同乡会遂向全国各地的宁波同乡呼吁出钱、出力救济灾民。宁绍轮船公司特派甬兴轮来汉，三北轮船公司也调派新宁兴轮来汉，免费运送受灾同乡回籍，并承担所有船务费用。1938年武汉沦陷前，同乡会解体。1946年12月，同乡会重新恢复。恢复后的同乡会选举监事时，湖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宁波人吴嵩庆首次被选为监事。说明宁波帮在从事工商的同时，也需借助从政同乡的帮助。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部分宁波籍人士南逃香港台湾，大部分仍然留在了武汉。国民党南逃台湾后，常派飞机轰炸东南沿海。宁波一带也曾数次遭到轰炸。为支持家乡，宁波旅汉同乡会组织劝募活动，成立“宁波旅汉同乡会家乡惨遭轰炸救济委员会”，制定了《宁波旅汉同乡会家乡惨遭轰炸救济委员会组织章程》。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同乡会不间断地将所募得的款项汇往宁波，劝募的粮食、衣被、帽袜、药品、金银首饰、黄金等物品也及时用船运至宁波。
宁波人不仅有自己的商帮，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也进入到当地的商业社团中，影响较大的人物不乏其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商大邑的汉口社会，在进行着巨大的变革。中国原有的行会组织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已悄然发生变化，各行会都开始吸纳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新式的工商资本家大步进入各行会的管理上层，新式商会组织应运而生。
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汉口商务局，办理汉口全镇华洋商务事宜。1907年，根据清部（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于1903年制定的《商会简明章程》，撤销汉口商务局，成立汉口商务总会时，鄞县人卢洪昶（后更名卢鸿沧）就被议董们推举为总理，汉阳人刘歆生任协理。汉口商务总会以各行号的店东或经理为会员。总会下辖分会，分会下辖分所。商会除代表工商各行业商贾利益，除维护其会员生产经营，谋取利润和其他专利外，还有着调解同行内部借贷、经营等矛盾，议价核价，参与契约的公证，收缴厘金捐税等诸多权力。 卢洪昶经历颇为复杂，14岁即进入杭州纺织厂，后转上海，供职于轮船。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时，所在船征为运输军备，往来于渤海辽东之间。数次以奇计脱险，因著声望。后应盛宣怀邀请，参与汉口铁工厂等经营管理，继提举船政，与达官显贵相识。交通银行汉口分行成立后，曾任汉口分行经理。卢还曾担任汉口商务总会第二、四届议董，第七、八届特别会董。
宁波商帮中，在汉口商务总会任职的还有，协理盛竹书(1860～1927年)，浙江镇海人。盛竹书在汉口商界威望很高，1911年9月受聘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任经理，1912年即被选为汉口商务总会协理。同年11月，在出席全国第一次工商会议期间，他与汉口总商会代表宋炜臣（宁波人）和上海总商会代表王一亭一同联络与会的45个商会的代表，倡议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获得成功。担任汉口总商会议董的还有镇海人王柏年。王在德商美最时洋行担任买办30余年，给德国人带去丰厚的收益。王柏年去世时，美最时洋行以行旗先挂半旗以志悼念。王柏年还是华商总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除卢鸿沧、盛竹书、王柏年外，汉口商务总会的历届会董、议董中，镇海人汪炳生，宋渭润，史晋生（致容），郑似松，沈宾笙，王予坊，鄞县人蔡永基，蔡瑞卿，余姚人丁菊生，张理耘，宋仪章，杨文卿陈伯思，慈溪人秦楔卿等都占有突出的地位。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江商人，在汉口商界取得的地位，仅次于其在上海商界的地位。浙籍商界名流在旧中国贸易额排名第一、第二的两大商埠中所具有的地位，足以证明其在中国近代商业贸易中的巨大影响。
七
近代的武汉，有三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1911年武昌首义，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红色首都”；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武汉一度成为战时首都。 而善于审时度势的宁波人，均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三次革命高潮。
武昌首义之后，在汉的宁波籍人士受制于其自身所处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有所不同。比如，实业界人士宋炜臣就从畏惧革命到靠拢革命，到支持革命。尤其在阳夏战争之时，清军统领冯国璋火烧汉口，为保存既济水电公司的财产，宋炜臣冒着枪林弹雨奔走于南北两军之间，向冯国璋、黄兴以及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说明情况，终于使水电两厂“划出炮线百丈以外，而后始获幸免”。随着战事的进行，宋炜臣与吕逵先、蔡辅卿、徐荣廷、刘歆生、刘子敬等人发起募集中华民国国民捐，以解决军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
1926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 在“红色首都”的浪潮中，在汉宁波人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宁波会馆也成为工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1926年10月10日，在北伐军攻占武昌城的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即在汉口宁波会馆召开成立大会。1927年1月21日，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在汉口宁波会馆开学，学员90余人，刘少奇、李立三、董必武、项英、张国焘等人曾为速成班授课。2月18日、4月1日、5月26日，武汉店员总工会先后三次在宁波会馆召开各分会执委联席会议、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代表大会。3月9—10日，武汉木船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在宁波会馆举行。由于宁波旅汉小学所聘的教师多为宁波籍的党、团及进步人士，旅汉小学一时成为汉口党团活动的一个中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底，首都南京沦陷。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及重要人物均齐集武汉， 武汉成为战时的经济中心领导全国抗日作战的军事大本营。大敌当前，在汉的宁波籍人士以各种方式参与了武汉抗战。
首先，宁波籍人士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船公司深明大义，响应政府号召，为构筑长江御敌工程，毅然沉船封江。 沉船数达7艘、1.2万吨之多。连同沉于广州、福州、镇海的船只共计11艘、1.6万余吨。成为民营航业受损最大的一家。同时，在物质与人口的大西迁过程中，三北公司也与其他轮船公司共赴国难，抢运疏散了大批人员和物资。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三北停止汉口业务，公司进入川江参加后方营运。1945年4月，虞洽卿病逝，国民政府题赠“轮财报国”匾额一块，以示对虞洽卿振兴民族航业、力行“实业救国”的褒奖。1938年夏，镇海人李祖贤创办的六合公司主持建造水泥船，以沉江阻止日军逆江而上。1938年8月底前后，水泥船在田家镇江面沉江。据汉口英文《楚报》报导：田家镇江面的水雷已被日军扫除，惟封锁线构造奇特，军舰尚难通过。由此可见，钢筋水泥船的沉江，有效阻碍了日海军的溯江进犯，延缓了武汉的陷落，为武汉撤退赢得了时间。在大量难民涌入武汉之时，汉口宁波会馆大量收容难民。
除此之外，大批宁波籍人士也在武汉谱写壮丽“诗篇”。慈溪人应云卫和宁波人袁牧之，导演了大量的抗战戏剧。代表剧有《怒吼吧!中国》。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正式成立，应云卫、袁牧之等91人当选为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1938年1月 ，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应云卫、袁牧之等71人为选举为该会第一届理事，应云卫兼任协会组织部副主任，袁牧之兼任编导组组长。1938年7月，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主演的抗战影片《八百壮士》公映后，相当轰动，迅速成为鼓励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一首悲歌。
宁波人在武汉并不仅仅只是从商和参与政治活动，在丰富武汉的历史文化方面，宁波人也做了大量的贡献。其中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自问世后至今，在武汉文史研究方面的影响长盛不衰。
叶调元，又名苕园，字鼎三。在其少年和成年后，两次寓居汉皋，视汉口为第二故乡。他在“借文章之游戏，寓惩创于歌谣”之时，留下了大量的《汉口竹枝词》。这种雅俗共赏的诗歌，几乎对汉口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巨细不遗的刻意描绘，为汉口留下了一幅幅的民俗风情画；至今仍是文史界研究武汉地方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比如，黄孝花鼓戏进城的时间就是依据“土荡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更”的诗句向前推进了五六十年。而清代作为四大商业名镇的汉口，却不能自产蔬菜，蔬菜的来源只能依赖武昌。类似例子甚多，文中有详述。
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共分六卷。分别为《市廛》，《时令》，《后湖》，《闺》，《杂记》和《灾异》。其中有地理环境、地形地貌、码头分布、老字号；有习俗风情、四时节令、饮食、游戏；有大众休闲游乐之区等正史不屑于记录的；还有描述贫家卖女、楚人嫁女、老夫娶少妇、孝女、妓女及有产阶层妇女的装饰打扮，包括日常生活行为的“妇女百态图”；更有“浮云世态”的细腻描述，祈雨场面、盐商生活、“水猫子”、名伶演技和剧目，包括“僧尼道士”等的记述；最后则对清季所见水火灾异进行了详细介绍。因作者客居汉口多年，竹枝词中掺入了大量的汉口方言俗语，至今依然可为汉口方言考据加光增彩。著名方言学家朱建颂在编撰《武汉方言词典》时，也从竹枝词中摘录了如出方、挖窖、小礼、麦啄、豆丝、地米菜等等方言，作为词典中相应词条的例句。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武汉时，也大量参考《汉口竹枝词》。
在教育方面，宁波人在办有宁波小学。当时的汉口，市立国民小学数量较少，各地在汉人士，为了后代的教育，便设立招收本籍旅汉子弟的学校。1912年，宁波同乡会旅汉公学在宪政五路135号成立，后改名为宁波旅汉小学。大革命时期，大批宁波籍党、团人士来汉避难，并在宁波小学任教，宁波小学一时成为汉口党团活动的一个中心。他们编行刊物，传播进步思想。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学校停办。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复办，改名为宁波旅汉同乡会附设代用国民学校，1947年8月正式改名为私立汉口宁波小学。1950年4月又改名为私立宁波小学。1956年4月，武汉市教育局统一接管私立小学，宁波小学也被接管并改名江汉区前进五路小学。1978年8月，迁至天一后街，定名江汉区天一街小学。其校址上现为武汉市著名小学红领巾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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