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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泉币>谈中国四十年代之钱币研究》

            由中国泉币学社创办的《泉币》(双月刊),自1940年7月创刊,至1945年9月停刊,共出版32期,发表了大量文章,集中反映了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钱币研究的成果和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钱币学界的水平。
            《泉币》杂志共发表有关钱币的文章651篇(另有140多则的泉界活动、社员名录、财务报告等),展示了四十年代钱币界的业绩:对中国从古到今历朝历代的钱币做了大量钱币实物的收集和报导;参考前人著录和历史文献开始了系统的分类整理;在收集实物,理清线索的基础上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工作。《泉币》办刊五年中宣传和提倡了钱币收藏和研究的风气,交流了泉界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信息,为我们积累和保存了大量有相当价值的资料,其中许多至今仍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从《泉币》发表的文章篇目看,涉及先秦的104篇(占发表钱币文章总数的15.98%),两汉45篇(6.91%),魏晋南北朝33篇(5.07%),唐代11篇(1.69%),五代十国24篇(3.69%),宋93篇(14.29%),辽、西夏、金33篇(5.07%),元代15篇(2.30%),明代17篇(2.61%),清代87篇(13.36%),民国39篇(5.99%),新疆等少数民族9篇(1.38%),外国27篇(4.15%)。这些数字说明以下问题:四十年代的泉界收藏和整理以先秦、宋、清钱币为主要对象;另从文章篇幅角度而言,先秦两汉的钱币文章有70%以上字数超过1000字,而其他时代的文章只有20%左右超过1000字,表现了在深入探索研究方面,早期货币更受重视。唐、五代十国、元、明时段的文章则数量显然偏少。
            从发表文章的内容看,《泉币》第一期所登发刊辞,明确提出钱币研究的任务。针对往昔泉币界“斤斤于色泽肉好,戚戚于珍常多寡,范围狭隘学识疏陋”的状态提出“方今泉币一门,成为独立专门科学,应作有系统之推讨,……要在详稽实物,考证史志,按诸货币原理,以究其制作沿革,变迁源流,利病得失之所在,治乱兴替之所系。”这一提法明确了钱币研究的方向:钱币不应止于玩赏,囿于珍稀、价格的了解,而应与货币史研究有机结合,以实物为基础,作系统的多学科的历史的考察。《泉币》编辑者曾力图体现这一办刊方向。
            对先秦钱币研究方面,《泉币》连载的丁福保《历代钱谱》和郑家相《上古货币推究》做出尝试,他们两人的文章都是从货币的起源、中国上古货币的发展谈起,进而分析先秦时期货币的种类、演进、分型、地域分布,并对钱币文字进行考释,作系统阐述。总体看谈这段钱币的文章大都篇幅较长,不少文章尝试作些深入的分析,对先秦诸种钱币都有所论及,其中更多讨论的是布币、刀币、圜钱。定期出版的刊物为不同看法提供了讨论的园地,如陈铁卿、张?伯、郑家相等即对钱币中的釿字各抒己见,发掘资料,互相启示,推进认识。张?伯、罗伯昭、郑家相、陈铁卿等又对“钱”与“泉”之辨名,相互驳难,统一认识。包括对后代钱币如临安府钱牌“贰”字的辨识和讨论,都利用了钱币刊物的论坛,博征材料和证据,集思广益,经过论争,认识趋向一致,从而搞清问题,推进学术研究。
            郑家相、张?伯等对汉代钱币也作了深入考察。连续刊载的郑家相《五铢之研究》,针对五铢钱作全面排比、分类,归纳各时期五铢特征,并以钱、范互证。张?伯《新莽货币志》考证王莽这一时期货币种类、形制演变等。相对而言,这一时期作者们对五铢的考察远远超过同样应予相当重视的半两钱。
            魏晋南北朝隋时期,各国分立,币制混乱,史料缺载多,实物发现少,谈此段的文固不多,深入者亦少,又多谈此段时期之五铢,谈其他钱币者既少且短,限于简介钱品而已。
            唐钱研究应以开元为重点,但涉及开元钱只三、四篇,且也是谈异品,说读法。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乱,政权分立,更迭频繁,反映在钱币上是钱制多样,且史籍多缺载。故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上说:“在五代十国那个混乱的期间,钱制非常复杂,而且多不见于史书。这方面有赖于历代钱币学家和收藏家的搜集钻研,使我们能知道当时钱制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轮廓。”《泉币》刊有罗伯昭、戴葆庭、张季量等众人有关五代十国文章二十余篇,介绍了新发现的五代钱品,对五代钱制考订提供了新的材料。另外罗伯昭《南汉钱币》、王荫嘉《南汉乾亨钱》二文并对南汉钱作了一番考证。
            宋代是中国钱币文化多姿多彩的时期,钱币品类繁多,钱制复杂,对宋代钱币,《泉币》所发表文章鲜见有从货币史角度入手者。而大量文章从钱币学角度对铜、铁钱品作出介绍,其中大量钱币实物发现于民间,丰富了宋钱的内容、种类,其资料价值不可低估。宋代纸币是世界最早的纸质货币,曾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也有相当多有关文字史料存世,但是可能与研究者主要搞硬币收藏有关,又纸币难以保存,故写宋代货币的93篇文章中仅3篇涉及纸币,且其中两篇还是谈的印制纸币的钞版。宋代金银在货币领域应有一定位置,但93篇文章中只两篇与金银有关,且皆为谈压胜金钱,对银锭等竟没有文章论及!写钱牌文章有7篇,有所创见。所以说宋代钱币文章中,对宋代铜钱、铁钱给予了相当重视,做了不少发掘、发现工作,对纸币、金银币则尚未重视,但也可以说是限于条件、限于实物的发现、限于认识水平,故在当时尚不可能对宋代钱币作全面的深入研究。
            谈辽、西夏、金钱币文章不算少,发现、著录了一批新的材料,对某些钱币作了一些考辨,然而33篇文章中无论对辽、西夏、金这三个政权的钱币,都无综合性论述者。
            有关元、明时代钱币文章不多,反映了对这两段钱币研究不够深入,但写文者如王荫嘉等已对元代纸币有所重视和反映,其《元钞辑闻》可说是这时期研究者中不可多得的对中国古钞予以注意之作。
            反映清代钱币的篇目相当多,著录了大批制钱和机制币的情况,各局、各厂制作的许多珍贵品类可从中知晓和查证,保存了大量可贵的钱币资料。此时对新式钱币——银元、铜元的产生、经过、品种及其铸厂的历史也有了相当的反映,如《张文襄公粤省购办机器试铸银铜钱全案》、《光绪十年吉林银饼》等对张之洞广东购办机器制造银、铜钱和吉林银元的有关情况等做了较详细的考察。
            《泉币》作者们时当民国,于其当时钱币所见必多,且有相当了解,而且民国历时虽不长,货币的种类却很不少,但是,我们见到的文章,于民国钱币虽有所及,文既不多,且大都二、三百字的短文,著录一些少见之品而已。于当时正在流通的普通流通币仅有三、五篇短文言及,民国钱币几乎未被写文者列为收藏和研究的对象。
            纵观《泉币》所刊文章,侧重点在于中国古币,古币又集中于反映古代铜质钱币;涉及近代钱币的文章,着眼点也多为金属币,其中只极少文章谈纸币,对这一类代表货币发展方向的新兴钱币未予重视,只王君复有关鄂省银元票一文《鄂省创印银元票文件跋》在谈纸币文章中超过千字;少数民族钱币的发现和探讨基本没有开展,共9篇有关文章中,8篇谈新疆地区钱币,且多晚期钱币,对有价值的早期少数民族钱币的发现和讨论几乎没有,这应与作者们的地域局限有关,边远地区的钱币难以见到,限于战争的环境,限于以个人收集品为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自不应苛求;《泉币》对外国钱币有所反映,共刊有关文章27篇,但着眼点在于与中国有渊源关系的日、朝、越等东方国家,对自明代已开始流入中国的大量西方钱币,却只刊有两篇文章,一篇为200字左右的《西班牙银圆》,另一篇为400字左右的《吴湖帆君山品一八一二年拿破伦一法郎银币跋》,这说明当时的钱币界对于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西方钱币认识的不足,这种不足源于对西方钱币了解的不足,从深层次来说,这种不足也是当时研究者对近代中国钱币发展史认知和把握的不足的反映。
            有21篇文章谈压胜钱,多为钱品介绍,文多不长,其中《义记金钱考》、《撒帐钱考》略可一观;有60篇左右的文章与造币方面相涉,涉及造币技术、母钱、钱范、钱局等,其中绝大多数介绍的是祖钱、母钱,包括铁母、样币,所以严格来讲,除《锡母之探讨》、《元之浸铜术》等少数文章外,这部分内容主要还是谈钱币,而非制钱技术。
            《泉币》中刊有一些西方人的文章,计有耿爱德(E.Kann又译阚恩)的论文《吉林银币之错版》(英文)一篇,以及其收藏并作介绍的《新疆省造光绪二钱》、《阴文吉字宣统二角》、《吉林戊申二角异版》、《民国二十四年中圆铜样》、《说民国二十五年之银币》、《华北廿九年拾分镍币》、《安古柏金钱》七篇,另还有Piendivaller的《宪政纪念币》一文。
            从发表文章的作者群看,因日寇侵华战争的发动,原散居各地的集泉藏家汇集上海,面对艰难国事,如“骨鲠在喉”,遂“聊事雕虫,藉消积磊”,而后来“登高一呼,基金立集”,组织上海泉币学社,交流心得,观摩藏品,形成了一个钱币圈子,也因之形成了一支《泉币》的作者队伍。这批作者相对集中和固定,文章多出他们之手,《泉币》所刊文章收有郑家相105篇,罗伯昭93篇,王荫嘉82篇,张季量64篇,张?伯45篇,戴葆庭36篇,丁福保22篇,总计约占总文章数的69%,他们的学识渊博,藏品丰富,在《泉币》上互相印证与考释,共同探讨学术问题,为钱币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郑家相连载的《上古货币推究》、《五铢之研究》和《梁范馆谈屑》几乎贯穿《泉币》始终,对先秦钱币、汉代钱币和个人藏泉作了详细研究与介绍;丁福保的《历代钱谱》考释先秦的货币文字、货币及鉴别作伪法,连载达33期;罗伯昭对先秦、三国、宋钱等均有论述;张季量藏品颇多,文章多以介绍和考释藏品为主。另还有一批常见作者,如陈铁卿、张叔驯、马定祥、方药雨等。《泉币》研究者多为大家,这批作者对推动当时的钱币研究无疑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这支撰稿者队伍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作者圈子较小,不能使更多人参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二是作者研究对象基本限于本人藏品,其所处地域、获取方法、购置实力等必影响钱币收藏的范围,也必然影响到《泉币》研究的范围。
            这一时期的研究从方法上讲有以下特点:继承和发展了过去钱币研究的优秀传统,重视了钱币本身器物学方面的研究和对钱币时代背景的考证;尝试联系文字学方面的材料解释币文和有关钱币名词,去解决多种钱币的铸地、时代、面额等问题;提出了钱币学与货币史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方向,可惜的是,限于历史条件,这一方向尚未能被真正实行,绝大多数文章仍着眼于钱币本身,并未就各种钱币在货币史上的地位来认识其价值,未展开充分的分析研究;未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实物资料来源多为民间零星收集或藏家辗转相让,这势必影响了材料本身的科学性,影响了许多钱币史上重大问题的研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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