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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世界对于中国最初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耶稣会士的纷至沓来。作为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奠基人的利玛窦（Mathew Ricci）通晓汉语，研读儒经，身着儒服，结交显宦，介绍西方科技，争取中国皇帝，引领了中西文化的首次大规模交流，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为争取皇帝支持的北京之行是这一成就的光辉顶点，它不仅扩大了天主教的在华影响，为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还使利玛窦彪炳中国史册。另外，利玛窦在北京的墓碑也成为此后来华传教士的精神支柱。本文以利玛窦进入北京的历程为线索探讨他走向成功之路。
一、进入北京的渴望
进入北京是利玛窦最主要的愿望。这一方面是几代传教士的共同愿望在他身上的延续。他们认为，在大一统的中国，如果皇帝皈依了天主教，那么整个国家就会成为他们的乐土。从沙勿略（Francis Xavier）、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到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莫不如此。
然而，在当时不用说前往北京，就是进入中国都异常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552年至1583年，计划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有50人，最后只有25人如愿以偿，但很快离去。
为此，利玛窦将进入北京看作是“自己最大的努力目标”。他曾说：假使我们不能到皇宫里“对着皇上宣讲福音，设法求得他的许可，至少允许我们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那末，将来传教要得到保障，也就什么也不能成就。”为此，他不主张立即大量发展教徒，认为只有皇帝允许，中国人才会大批皈依基督教。他曾幻想，只要他到达北京，争取皇帝的允许也可能是很容易的。
另一方面是基于改善生存的需要。由于天主教与儒家文化存在着许多差别：在宗教方面，存在着中国天命观与西方上帝的差别；在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着供奉祖先与独尊上帝的冲突；在政治方面，存在着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纲常观念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之间的对立等，因此，在华期间，尤其是进京之前，利玛窦等人经常受到下层官吏与民众的敌视，并引发了一系列冲突。1583年，刚到肇庆的利玛窦就遭受了袭击教会的困扰。1592年，被迫迁居韶州的利玛窦曾表露：“没有一年我讲不出一件事端，甚至重大危险，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据统计，自利玛窦来华后，明代共发生教案54起。除教案外，由于地方官的排斥，利玛窦几乎被遣回澳门。在此形势下，利玛窦感到：只有面见皇帝，传教事业才会得到发展，“否则，会遭受中国人的猜疑，给人以机会在我们获得稳定留居的官方保证前就把我们赶出中国去。”
二、漫长的进京之路
利玛窦有能力为进入北京创造条件：他结识了众多官僚、士大夫，仅文献可考者就达137人，其中1601年进入北京之前结识83人，包括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员，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设法帮助其前往北京。
早在肇庆之时，一位地方官就曾“有意要一位神父陪他去北京”，只是由于手下人的反对才作罢。在韶州，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得知利玛窦精通数学后，表示将把他“带到京城去校正中国历法中的错误。”1595年5月，兵部侍郎石星将利玛窦带出韶州，并曾打算带往北京。同年，利玛窦到达南昌。正是在这里，利玛窦接到范礼安的指令：“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一个居留点”。如果说此前利玛窦对进京之事还只是听任官员的安排，此后他便“千方百计想尽方法，计划着进入北京皇城”。他曾试图通过在南昌的建安王进入北京。后来他又遇见了经南昌前往北京的王忠铭，并使王同意将其带入京城。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乘船离开南昌，经南京沿运河前往北京。
由于时值抗日援朝战争，沿途戒备森严。在南京，利玛窦几乎被逮捕。在天津，他发现“整个河上布满了战舰，满载军队”，这里已成为战争的后方基地。
9月8日，利玛窦进入了朝思暮想的北京城。
然而，令利玛窦大感意外的是，战争使他在北京无法停留，只好返回南京。首次北京之行以失败告终。
此后，利玛窦仍继续努力。首先，他广泛传扬有关礼品的消息，企图打动皇帝的好奇心，从而再次进京。其次，考虑利用宦官。他曾想通过建安王介绍的太监接近皇帝，后终因不信任宦官而未成。再次，进一步动员他的中国朋友为进京提供帮助。
一切准备就绪后，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从南京启航，开始了第二次北京之行。
原本一路顺风的利玛窦在山东临清遭到天津税监宦官马堂的阻拦，随后被遣往天津，并在那里滞留半年。在此期间，利玛窦虽曾派人进京寻求帮助，但却一无所获。利玛窦担心“他们迄今的成就可能毁于一旦。”
自利玛窦来华，经过近20年的风雨历程，当北京近在咫尺的时候他感到的却是绝望。
马堂的出现引出了明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宦官把持朝政，它直接影响到利玛窦的进京行程。
三、宦官——进京的唯一途径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是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之一。利玛窦居华时期的万历皇帝在长达30年的“怠政”时期，因与大臣隔绝而更加依赖宦官，使宦官的权利和影响越来越大，几乎垄断了宫廷的一切事务。在明朝近300年的历史中，比较著名的宦官有15名，而万历的48年间就占了7名。在这种情况下，利玛窦进入北京，接近皇宫的唯一途径就是宦官。
从1596年开始，万历向全国派出宦官，作为矿监税使，聚敛财富，宦官因此更加受到皇帝的信任和庇护，天津税监马堂在其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有必要介绍一下其出现的历史背景。
作为大运河的北方枢纽，随着漕运的发达，到明代中后期，天津逐渐成为北方的商品集散中心，在1500年以前就形成了10余个集市。此外，天津的制盐业也比较发达，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天津盐的年产量约1500万公斤，占全国总产量的10%左右。经济的发展为明廷提供了丰厚赋税。1597年，御马监太监王朝被派到天津征收商税，次年秋，王朝死，同为御马监太监的马堂随即接任，并兼任临清税监。从1598至1599年、1601至1604年及1606年的7年间，马堂为皇室提供了287391两白银，平均每年41000两。由于他为宫廷提供了巨额资金，因而深得皇帝的宠爱，马堂曾对利玛窦夸口：“没有一个高官对皇帝能像他那样有影响”。
尽管宦官实际上已成为利玛窦进京时必须依赖的势力，然而他对于宦官的态度决定了其成功的曲折性。在《中国札记》中利玛窦充分表现了对于宦官的谴责和蔑视。这首先是由于宦官们在各地的横征暴敛中形成的种种劣迹使富有正义感的利玛窦产生了反感。其次，是受到了宦官的对立面——官僚集团和士大夫阶层的影响。最后，作为“西儒”的利玛窦对于宦官的出身和素质有一种天然的蔑视。这些都使得利玛窦不愿为进入北京而求助宦官。不仅如此，这一态度还使利玛窦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马堂的帮助，而宁愿归于上帝的护佑。
四、马堂的帮助——进京的关键
马堂的恶名并不妨碍他帮助利玛窦于1601年1月离开天津，抵达北京。马堂帮助的动机在于邀功请赏。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堂必须首先帮助利玛窦达到目的。
马堂的帮助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为利玛窦进京向皇帝上报奏章，使万历皇帝发出了“方物解进玛窦伴送入京”的谕旨。第二，将利玛窦从远离京城约500公里的临清送往距首都120公里的天津，皇帝批准后可迅速抵京。第三，利玛窦进京后，马堂的人向他提供了“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为此，利玛窦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与马堂相遇，“他们就会像一个毫无结果的使团那样从北京返回”。此外，与马堂关系密切的太监集团将利玛窦遭礼部拘留一事上报皇帝，皇帝对此“极不高兴”，并将礼部打算将神父们送回广东，甚至遣送回国的奏章“搁在一边，这就等于是否定它。”
由于对宦官的厌恶，在与马堂的交往中利玛窦表现出某些误解，甚至偏见，最大的偏见就是将天津之行视为入狱。在天津，利玛窦先是住在船上，随着冬季的临近，为了避寒马堂让利玛窦等人“带着他们的全部行李搬进一座偶像的庙宇”，并安排4名士兵守护，这或许有监视意图，但考虑到当时的天津是一座重要的军事基地，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些士兵又不大管他们“做些什么，或到哪里去”，利玛窦甚至可以派人前往临清、北京送信，而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可见“看守”不能作为“入狱”的标志。
利玛窦进入并留居北京，不仅扩大了他的声望，还使传教士们认为其传教行为具有了合法性，从而使中国教徒迅速增加。经过14年的漫长历程，到1596年只发展教徒100余人，而进京后2年的1603年即增加到500余人，1605年达1000余人，1610年更至约2500人。利玛窦的声望还有助于消弭教案，改善传教士在内地的生存状况。此外，稳定的京城生活使利玛窦加大了对西方文化的译介，如与徐光启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并对科举之人产生了影响，使经世致用的风气开始在士大夫中出现，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利玛窦的北京之行在中西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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