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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馆 的 视 野 关于近现代文物的征集与研究
此次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的主题…..说明我国的城市建设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分课题……涉及了城市的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大部分有关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的保护的矛盾，这些表面矛盾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文化观念的矛盾，需要深刻的反思，不但城市建设规划部门需要反思，文化部门也要反思。单其翔局长曾指出，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第一次在红头文件中用“文化遗产”取代“文物”概念，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遗产是一个比文物更广泛的概念，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比文物概念更加强调文化内涵。过去在文物界存在着重视小件文物轻视大件文物，更轻视不可移动的文物建筑，重视文物经济价值轻视学术价值，重视古代文物轻视近现代文物的狭隘观念，甚至博物馆内也有这种倾向。分析起来既有金石把玩传统的影响，也有文物古董商的影响，说到底是文化视野的狭窄，博物馆的文化转型首先是扩大视野。本文拟从博物馆中近现代文物的情况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2003年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关于印发《近现代文物征集参考范围》和《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的通知”指出：“当前近现代文物保护、研究和展示、宣传中还存在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一是收藏不够丰富，二是涉及近现代文物管理的法制建设相对滞后。这一判断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目前我国博物馆近现代文物收藏的现状。“收藏不够丰富”的提出，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博物馆文物的收藏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这种认识的得出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种社会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是当前学术界研究视野的极大扩展。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思想大解放，一些与博物馆相关的学科如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等相继恢复重建，随着国门打开，许多国外的学派、理论被介绍到国内来，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史学界出现了的新社会史、新经济史、新文化史、社会生态史、历史人类学、后现代史学等等跨学科的研究动向。应当说博物馆对主流学术界这些新的发展的反应相对滞后。博物馆的三大任务之一是要对民众进行教育或提供精神食粮，为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学术研究的不足必然会反映到陈列展览的水平上。当博物馆为突破老生常谈的陈列体系努力创新时，立刻发现馆藏中遗漏了很多当年应当征集的文物（不光是近现代文物）而力不从心，由于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实际上已失去了弥补的机会。其二是九十年代以来，民间收藏如火如荼的迅猛发展中，近现代文物唱了主角。民间收藏家们不受博物馆条条框框的限制，他们依据自己的判断力选择藏品，不管是烟标、火花、像章、票证、唱片、家具、照相机、书籍还是老照片、钱币、瓷器、算盘、钟表等等，都形成了系列和市场，事实上对博物馆是一种挑战。面对这种历史的失误与遗憾，我们应当认真反思，究竟我们的文物征集概念出了什麽问题？我们的博物馆概念出了什麽问题？下面从博物馆文物的征集和研究两个方面做一下分析。
1，长期以来近现代文物的征集从属于革命文物的征集。2003年国家文物局2003年38号文件划时代地把近现代文物单独提到了征集工作的日程上，对近现代文物定义是“1840年以来”。这一界定对于过去“革命文物”的概念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都有了极大的扩展。革命文物不等于近现代文物，革命文物应当是近现代文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革命文物的强调源于建国初期政府的要求与提倡。1950年6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为征集革命文物发布政务院令，要求各地为中央革命博物馆的筹备征集文物，并建立各地的革命博物馆。由此可见我国的近现代文物的征集和近现代史博物馆的建立是从革命文物的征集和革命博物馆的建立开始的。由于当时的政府提倡，才使我们今天各博物馆留下一大批革命文物馆藏，可以说功不可没。但是这种有重点的征集并没有扩展到对所有近现代文物的征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没有把布置展览与征集文物区别开来，即只重视征集当时展览有用的文物，忽略了一些有历史意义但当时展览不一定用得上的文物。文物的征集和收藏与陈列展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博物馆的藏品应当远远大于展出的展品，不管具有什麽价值的藏品只要不展出就不会产生社会影响。当时用不上就不征集是十分短见和不明智的。另一方面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受到当时学术界近现代史研究范式的强烈影响。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内容局限在重大事件和政治变革方面，如近代史的三个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现代史则由党史代替（五四建党、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当时的征集范围也就集中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文物上，而且主要是征集正面文物，即表现革命的文物，对于所谓“反面文物”则有忽视的倾向。如1978年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博物馆一级藏品鉴选标准（试行）》开列了革命文物、历史文物两个门类，还有一个附属的艺术藏品类，在革命文物的鉴选原则指出“对于具有极大揭露价值、能起反面教员作用的重要材料，可以选入但不可过多”。如果说1950年的政务院令具有开创意义的话，那么28年后的这个文件的导向不但给文物征集设置了一些限制和束缚，而且对中国博物馆品种单一的现状也有相当的影响。
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藏品的定义采用了“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的概念，这个概念涵盖面之广是不言而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使用了与文化遗产相似的“文化财产”的概念，并对“文化财产”作了非常广泛的内容界定。如果仅用“革命文物”来代替“近现代文物”的话，出境文物的审核范围中就会漏掉许多不该出口的东西。比如目前博物馆中揭露日本侵华时期罪证的文物就很不足，因为这些反面文物在博物馆藏品中“不可过多”。因此，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可能已经消失或流失海外。
不管是藏品也好、文化财产也好、文物也好，都应当具有非常广泛的文化视野，因为博物馆是让人们思考的地方，它为人们提供最广大的时间和空间视野。在这种视野中，各种政治结论的存在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在这种视野中文物征集的标准应当相对客观而中立、平和而具有洞察力，因而也就具有远见。我们博物馆文物征集指导思想曾经饱受政治代替一切的影响，仅仅五十多年的历史就证明政治标准是多么易变，多少人物从正面变成了反面，或者从反面变成正面；多少所谓规律和结论受到质疑；多少被忽略的史实和领域被“重新发现”。例如天津历史博物馆当年有些被定为一二级品的革命文物，特别是进行阶级教育展览时征集的要饭的竹篮、打狗棍、破衣裳等等，由于流传经过不清其价值大打折扣，文革中也有少量“反面文物”被毁的现象，而大批过去不入流的北洋资料幸亏保存了下来，现在显然需要重新定级。由于文物的不可再生性，损害藏品是不可饶恕的，更遗憾的是那些被我们忽视而没有征集上来的东西了。
2，近现代文物征集和研究受主流学术研究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近些年颇为国内社会史学者所推崇，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1902-1985）将历史现象分为短时段（如战争、革命等现象）、中时段（如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现象）和长时段（如生态环境变化、社会组织变革、思想传统演变等现象）。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历史的表面层次，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的进程起着决定性的和根本的作用。
八十年代以前的近现代史研究显然是以短时段现象或是事件性历史研究为主的，很少有人研究关于社会变迁、文化变迁、经济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虽然有人对当前的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文化分层递进”等新的范式已经产生了微词，但这些范式毕竟导向了长时段的思考，对开拓视野颇有裨益。长期以来，受传统研究方式的影响，我们的文物征集也围绕着革命事件、革命人物和政党组织进行。由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特殊性，这一类文物的特点是与事件或人物的联系和流传经过至关重要，而文物本体的形成过程及其本身的特征反而是次要的，如某一次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某位领袖或烈士使用过的物品等等。我们很少研究这些文物本身的信息。许多革命博物馆陈列着各种时代的武器，但是大部分博物馆很少研究这些武器的来历和性能，不少展品是替代品，也很少看到博物馆关于武器的出版物。 最近文物专家们发现厦门胡里山炮台生产于1893年的克虏伯大炮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海岸炮。专家们在德国埃森的克虏伯档案馆还发现了发现《1871-1912 年出售给中国的大炮统计表》。随后的问题是这些大炮都装备了哪些炮台，现状又如何呢？这说明文物专家们已经开始注意研究文物本体的信息了。上述这个例子使我们联想到，近现代文物与古代文物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特点决定的。中国在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又再2002年加入WTO，这意味着从1840年到今天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逐渐加入从欧美工业文明发展来的世界体系的过程，因此近现代史必须从世界的角度来研究，眼光不能只局限于国内。2003年《下塔吉尔宪章》提出了工业遗产的概念，这是一个物质文化概念，而我们的近现代文物概念则来自政治历史的分期，相对来说前者更符合博物馆的实际。如果从物质文化层面来说，中国近代史主要是一个引进、学习、仿造国外工业制成品的过程，从武器开始，到机器设备、到日用百货，到处都是舶来品，这就形成了近现代文物中进口货和仿造品多的现象。近代的工业物质文明来自国外，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以文物本身为专题博物馆，如汽车、火车、飞机等等工业品和科技的博物馆。在国内这样的博物馆则很少，主要是这些发明发生在国外，这是客观事实，也不能说没有心胸狭窄，视野狭窄的原因。出于民族情感，中国人历史上对舶来品有一种又追求又抵制的心态。既然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乏善可陈，对舶来品的研究也就采取不重视的态度。往往有这样的现象，某些外国公司出高价购买当年该公司生产的国内旧设备，我们却对这些设备的文物价值知之甚少。尽管大部分近代工业品的发明不在中国，确定各种工业发明何时传入中国及其传播路径也是很重要的，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坐标。如第一条铁路的铺设标志着中国铁路时代的开始，第一盏电灯的安装、第一台电机的使用标志着电气时代的开始，第一条电报线的架设、第一条电话线的开通标志着信息时代的开始等等。由于文化视野的狭窄，过去连这一类属于显性历史的证物都被博物馆忽略了。物质文化引进的背后是对西方技术的引进和消化，以及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学习和接受。在这方面，国近代史上诸多战争和政治事件正是史学家关注的重点，然而脱离开物质基础的从政治到政治的推论很难得出完整的结论。如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造的大水泵和天津机器局生产的林明顿步枪让人们知道当时的制造能力，而不能简单的把洋务运动说得一无是处。近代中国连遭列强入侵，原因都归结为敌人船坚炮利，敌强我弱，可最近很多的研究认为到甲午战争和抵抗八国联军战争时中国军队的装备不比敌方差，当时的装备对比究竟如何？八路军的小米加步枪与敌人的装备对比究竟如何呢？对此很多博物馆既缺乏证物又缺乏研究。文化视野的扩大可以丰富我们对文物所携带信息的理解。如过去的一些革命文物现在也可以发现了他方面的价值，天津博物馆有一台老式日本收音机，当年地下党曾用它来收报用，因此是革命文物，但作为无线电广播在中国普及的证物，也是很有意义的。另一件为反映天津工人罢工的电车上的卡盘，现在已经成了天津电车的重要证物了，因为天津是中国内地首先通电车的城市。
文化观念的转变向中国的博物馆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在近现代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方面应当重新定位。既然中国近代史是中西文化碰撞、吸收、融合和升华的过程，博物馆的视野就应当扩展到这一过程的一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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