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因为西方各类思潮的涌入以及文化自信遭到空前打压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日渐衰弱。建国之后，在那场以“文化革命”命名的疯狂运动中，传统的大树更是被连根拔起，直至奄奄一息。时至今日，虽然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俨然成为显学，但因为传统文化的断代，消费文化、物质文化的盛行以及各种高科技工具与产品的应用，无一不使得当代人、当代艺术家对传统的认知与实践面临重重困境。我们有必要思考怎样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身后的这一伟大文明传统。
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是在“士”的手上创造和发展出来的，在艺术方面，它集中地体现在诗、书、画三种形式之中。其集大成者就是赫赫有名的“文人画”传统。陈师曾曾提出文人画之四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这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文人固然要求“诗书画俱佳”，但在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中，一直是以“人”为中心，艺术与人最后要融为一体——所谓“依于仁，游于艺”。可以说，“为艺术而艺术”的主体是艺术，人要融入到艺术之中，而“游于艺”的主体是人，艺术要靠人才能光大起来。
为了达到不断提升人的品质，逐步提炼人的精神境界的目的，中国古典教育一方面要求“人”要扩大知识的范围，另一方面则要力求打通知识之间的门户界限，将所学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互为补充，不分你我。取得一种对“道”的整体理解。庄子《齐物论》有云：“唯达者知通为一”，在中国文人眼里，种种专门之学最初都是从“道“的整体中分离，并逐渐发展出来的。对“道”的探求是中国文人从事写诗作画等一切艺术活动的动力所在。因此，在广泛吸纳各方面专门之学的过程中，中国文人还非常重视“道通为一”的功夫。
在中国文人的眼里，艺术创作不仅仅是一种表现，还是一种构建。在“笔笔生发”的动作中，不断的冒险，探寻，求证，发现，直至走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完成对自身认知的更新。事实上这还是对“人”而言的。在这一过程中，作品与作者之间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这才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与追求。而狭义的艺术本体的好坏，在这一整体的人格理想面前，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其实，这与西方在后现代阶段对当代艺术家的要求是有着相通之处的。随着现代社会分工体制的发展，商业社会对人的要求越来越机械化，指令化，这种专门化、专业化的操作模式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人往往只能活在自己的小格子里，整日过着机械的生活，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生活越来越贫乏、空虚，毫无人之劳动所应有的尊严与幸福感。而艺术家作为对社会有着清醒反思的人群，应该力求恢复人之为人的丰富性与灵性，用自身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来捍卫人的尊严，来探索世界与人的可能性。这就要求艺术家对社会、对世界、对人要有超越性的认识与判断，而人的经历与阅历毕竟有限，除了自身敏锐的体验之外，必然要依靠大量的阅读吸收各个方面的知识，来不断延展自己对外界的认识与体验。
事实上，所谓的“创造”，无非也就是将知道的，懂得的东西与自身体验相互连接，然后组合成一种新的东西。之所以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往往是因为它们有更多的经验，并善于将经验相互“连线”，很显然，经验越多，连接出的线路才会越丰富，越复杂，越有创造性。当今越来越多的多媒体艺术实验，跨媒介艺术实验都表明，知识结构的变化会导致艺术作品面貌的极大变化，这种变化本身并非最终目的，最重要的是此种变化带来了人的变化，而求得一个健全的“人”——在传统的中国文人看来——这比成为一个艺术家要重要得多，也难得多。将艺术与内修相连，创作与生活相融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理想。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中国的文人传统中，将“格物”与“修身”之间的关系看的如此之重。
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艺术为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养料，而在经过几十年几乎“全盘西化”的过程之后，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古老的传统，并勇于正视自身对本土文化的感性认同。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认知不仅仅停留在形式与小趣味上，将中国文人传统对艺术、对人生的独特感受与今日人对自由、觉悟的渴望与探求相结合。这对于每一个有文化责任感的中国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本专题旨在探讨中国当代艺术重新审视与解读传统意识的现实意义，以发现当代艺术对本土认同的潜在可能性，从古人的思想中寻求可供今日所需的文化滋养，提供新的当代艺术理论批评与阐释方式，改变中国中国当代艺术知识结构狭窄，方法论单一的局面，使中国当代艺术不仅仅满足于形式花样的翻新，而是从接续伟大传统，为人类不断提供新的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方式的角度出发，去看书，去体会，去创作，去真实的生活。将艺术追求与自身的性情、志趣、体验紧密融合，创造出一个更加有机的文化生态。正所谓“功夫在画外”，“人品高，画品不得不高”，在这个“格物修身”的过程中，艺术就成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