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在中国古代也称“交通”，含有“交”（流）和“通”（往）两层意思。交往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之一，也是人类得以成长与发展壮大的必要过程。以至于有些文化学者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交往。所以说，交往是指人类由于不同而影响生存的双方在达到某种相对一致而能继续生存的整个过程。交往不但存在于同一种族、同一文化构成的不同社会集群内部，也广泛存在于不同种群、不同领域、不同文化构成的不同社会集群的领域之间、更存在于不同时空以至于不同物种的更广泛生存空间之内。如果从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来看，交往必然是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内容之一。广义的交往属于人类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所以中国古代才把“交通”列为治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人类社会已有交往的总体模式中，不外乎中国古代总结出的“文”和“武”这两大类方式，即所谓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在这两大类方式中，各自又可分别区分出“较为激烈的”与“较为平和的”两种基本行为样式来。一般来讲，“较为激烈的”行为样式有着较大的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本质行为，有着相对于占有绝对主导权而迫使对方接受的主体一方。而“较为平和的”行为样式虽然也有着不同的主次与条件，但总的来讲，更多地是一种互惠与共利而达成的“协商似的”共识。归纳起来，人类社会中“武”的交往模式体现为商业与战争，而“文”的交往模式则体现为交流与教化。交流、商业是文武交往中的“平和样式”，而教化、战争是文武交往中的“激烈样式”。中国人常说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即是指这两种交往方式中的不同样式而言的。也就是说，战争必有胜负，交流并无主次。另一方面，商业多用制裁、教化讲究主从也是不争的事实了。
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为了解决难以解决的争端问题时，最终必须采用“战争”的手段，继而达到胜利者实施“传教”（实则是文化殖入）的目的。而在和平和谐的大环境中，“商业”的交往与文化的“交流”又成了最为重要的“国际事务”被重视。作为一个大国与强国，自然必须掌握防御侵略与打赢战争的军事实力和实施对付商业制裁与对抗商业制裁的经济能力。同时更应具有最广泛亲和的文化交流手段与方式，并具备进行文化影响的教化实力与机构。了解了这种宏观的认识，再来研究当代中国具体的教育策略，也就不至于盲目应景了。
面对20世纪以来的世界形势发展变化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动荡变革，中国总算是经历了有史以来脱胎换骨的改变，走上了争做富强的世界负责任大国的和谐发展道路，而成为和谐发展中世界大国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华文明，认识中国文化，知道中国人的想法与做法而支持与赞同中国的基本国策。这需要更广泛地进行文化交流与教育。
在当前的世界形式与中国发展现状下，中华民族的相关教育应该与经济能力与国防实力一样，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决策来对待，并认真研究解决一些根本问题，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面对世界性的中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国的外教本质上应该体现出“教化”的教育与交流原则来，这对国内的各个档次与层次教育更为重要。教育的目的是传承文明，影响也是一种教育方式，广义的教育可说是传承文明的唯一手段。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主从关系是教育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他们之间虽有着相互交流的一面，但本质问题是最终谁听信谁的这一关键问题。最成功的教育，是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教育者的基本思想与行为，并自觉地以这样的文化方式传承下去。这就是所谓的“教化”，在这样的教育中，施教的一方起着决定性的文化示范作用。这又更高地提出了对于教育者的要求。他们不但需要掌握更多适应现代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更需要有更深厚的文化基础与应用文化的能力，并有阐释文化与了解社会的经验的应变力。这样的教育者才能真正起到“教化”的作用，才能真正地称之为“教师”。在中国传统的认识中，既然有“有教无类”的纲领，所以教师是不应该选择学生的；同时也存在“吾不如老圃”的情形，于是，学生是应该选择教师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国家教育体制管理机构，除了实施执行国家制定的各项教育纲领、政策以及策略外，其本职更多地应该是在需要实施教育的各个领域中（特别是国民文化教育与关键的门类教育中）与各个层面上（特别是广大民众的普及教育层次上与决定专业政策的高级教育层次上），培养出众多的能传承中华文明并弘扬中华文化的中国教师。
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最为重视教育与尊敬教师的民族，早在汉字未统一之前，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就举世闻名。他所在的儒家学派与儒术，已成为了“读书人”的代称，而“读书写字”，也成了文化与上学的代称了。后来经过历代的推崇，这位“先师”被封成“至诚至圣”的“圣人”。他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教书育人、读书明理等等许多原则与方法也被当成了中国教育的纲领与楷模。其中的基本精神始终主导着中华文明的教育与发展。时至今天，我国提出的“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的世界性战略主张，其核心依然是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精神。我们所谓素质教育原则的提出，也还是在强调了“教书育人、读书明理、因材施教、学以致用、取法乎上”这类儒家经典的教学主张。因此，在讨论任何中华文化教育的时候，牢固确立并把握儒家教育的经典原则与教学主张，不但是充分必要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这样的教育原则与教学方法，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它们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精神并反映出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来。
既然教育的目的是产生新的、适应文化需求的社会人，那么，对于“文化”一词的认真解读也是教育所必须面对的。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文”最初是指某种表面的“交画”。后来在汉字趋于统一时，派生出了“汶”、“纹”、“玫”等不同的“文”字，“文”便专指“汉字”了。我们第一本字典，汉代许慎著的《说文》便是明证。而在这本书中，对“文”的解释也是“文，交画也。”作为有确切社会文化观念的“汉字”之后，便可表明各种社会文化共识的“名”并可记录作为语言说出来的“道”了。“化”字本来是指“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意思，于是，“文化”便成为“以文化成”的统称了。我们不妨从中华文明的角度给“文化”下一个简单定义：文化是一切社会人的“知”与“行”的总和。文献与文物等等是“知”的表率，而观察模式、感知模式、记志方式、生产模式、交往模式等等则是“行”的规范。于是，在教育中文化的传递与教化成了知和行的陶育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更多不同门类、不同行当的社会职业出现了。社会文化教育在作人的“成长教育”基础上又产生了多种多重的“职能教育”，并成为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专业教育”。例如“仕、工、农、商、兵”等不同的社会角色，完成了基本社会人文教育之后，还须受到各种“职能教育”的陶教，才能确立各自的“角色领域”。
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看，随着人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他的本质与个性必然会成长为具有社会职能与个性特点的社会人。这时，人类的文化特征出现了，我把这种特征称之为人的第三本能，它主要表现可归纳成“学习”与“表现”两种方式。“学习”使他趋同于社会，“表现”使他不同于社会中其他的“人”。这样，他最终才能在社会中完成“生命实现”的最高人欲层次之满足。人的这一本能是在人类社会教育中得以逐步完成的。所谓的人的素质，就指他对学习与表现的双重控制能力。人的这种能力因差异而不同，但这种能力的培养与诱发必须通过教化才能完成。从婴儿到成人的基本教育方式有两种：养成教育与选择教育。前者为“行”决定“知”，多在社会活动中自觉与强制形成一定的习惯，达到符合社会行为准则的目的，以利后来发展；后者则更趋向于“知”决定“行”，更多取决于受教育者在一定社会条件与自身个性的把握表现中选择一定的行为方式，来做出符合社会要求或主观认为可能优于社会一般准则的举止，进一步确立后来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讲，年龄越幼小，养成教育越重要，且成就越大越易显现。一般所谓的“家教”主要是指养成教育而言，而成年以后的社会人，更多依靠选择教育来实现自我并发展社会。禅宗所谓的“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自然是针对选择教育而言了。而正确的选择必须依靠对文化的深入认识与把握了解，对于基本成人的大学教育与涉外教育更是如此。因而更显出教师对文化基础元素认识与把握的重要性了。中国古代有“名师出高徒”的说法，其原因也在于此。
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元素当然是汉字，汉字是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可称为最完美记录和演释社会文化观念的平面视觉符号。汉字又决定了并影响着汉语的发展，因此，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基础教育是汉字教育与汉语教育。然而，不亚于汉字与汉语教育的文化教育方式应该是中国美术的教育。主要是指书法与国画教育。近一百多年，由于西方文化侵略的影响，把西方美术基础教育当成了所谓“美育”来强调，其实，“美”这个属于“艺术哲学”中的词汇既不能说明美术的本质，更难说清“美育”这个概念。一切人类文化中有关“美术”的范畴，基本上是指文化中形与色的表述与认知。因而，将美术教育视为“形色教育”更符合美术的本意。中华民族的“形”、“色”观，不但早于汉字，而且影响之深远也大于汉字，而且直接制约了汉字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不但图形是“画”出来的，汉字也是“画”出来的，书籍至今还称“图书”，汉字至今还以多少画归类。汉字固有的“形”态，正集中反映出中华文化的造“形”原理与原则。中国强调“书画同源”，其内在道理亦如此，而表述“色相”的“色”，至今仍广泛地影响中华民族文化观念的形成（这点以后再详述），所以说“形色教育”在中国文化中相对于语言文字之类的“观念教育”更为重要，也更能调动个性与控制能力。因而有许多学者和专家认为，在一个正常社会中，“形色盲”也是所谓的“美盲”，比“文盲”更可怕。而且，即使对于“文盲”教育而言（大部分外国人对于中国而言都是“文盲”），“形色教育”更直接也更易收效。因此，在重新思考中国的绘画教育时，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揭示中国绘画的教育规律与教育核心，并从文化大国的战略角度做出判断思考和抉择。
我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思考正力求遵循着这样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