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家 全太安 师承传统 更师造化

　　全太安1945年生于河北蠡县，1968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1973年拜黄胄为师，研习中国画，从此开始了绘画生涯。黄胄经常对太安说，作为一个画家，要有很深厚的生活基础，如果脱离了生活，他的作品也就失去了光彩。这些话对太安的教育很深，为此，太安在体验生活上下了很大工夫。为了把毛驴画好，为了准确勾勒出驴的气度和神韵，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一次次地深入到毛驴生长较多的乡村，像个痴迷的孩子，静观细琢，细心描绘，不知画了多少幅速写，费了多少纸张、终于使毛驴融进了他的思想，浸入到了他的心扉，他也走进了毛驴的灵魂。为了画好人物画，他多次深入新疆腹地、青藏高原，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和他们一起生活，早出晚归，汲取大自然的营养。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他的画外功底比较扎实，无论是动物画也好，人物画也好，无不栩栩如生、清新俊逸，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喜爱。

　　黄胄主张作画要讲究构图，疏密有致，虚实呼应，富于变化。每个画家都应用自己个性化的“笔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艺术形象。太安感到一个风格独特的“笔墨”语言的形成，凝聚着画家数十年甚至是毕生的追求与探索，这是每个画家在继承与发展创新中所必然遇到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因此，必须下最大的力气，用最大的功夫去攻克。他在借鉴黄胄“笔墨”的基础上，加上他个人的勤奋努力，才使得他的画有动、有情，有境，有画外之像、有纸外之声，这是难能可贵的。为此，有人说，太安的画中多见灵气，而这种灵气又来自“天赋”。太安知道后不赞成这种说法，他告诉我，如果说画中真有“灵气”的话，那这种灵气并非来自“天赋”，而是来自黄胄老师的教导。太安这话的确是出自他内心的。1983年春，中国画研究院决定举办一次全国中青年画家研修班，李可染、叶浅予、黄胄等著名画家要亲自为学员讲课，黄胄感到这个机会难得，特意让我转告太安到中国画研究院学习深造(黄胄时任中国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这次学习在太安的艺术道路上是一次重要的机遇，也是他师承传统、更师造化的极好时机。太安在画院随师学习期间，总是废寝忘食，十分刻苦。我听黄胄说他常常练习作画到深夜，我担心他把身体累坏了，多次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机会难得，我应该珍惜呀!经黄胄指点迷津，他的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画艺也日渐成熟，师生的感情也愈加深厚，最终成为黄胄非常器重的弟子。1984年春，国务院办公厅邀请全国著名画家布置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总理办公室，黄胄带太安一起前往，在历时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太安绘制出了中国画《出猎图》((牧归图》《大漠风情》三幅作品。这三幅作品的入选既是他艺术才华与灵气的表露，也是黄胄教导的结果。

　　太安的绘画成果是令人振奋的。1973年他的国画《送子务农》参加了全国全军美术展，引起了较大震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文学(外文版)》和全国几十家地方报刊争相登载。1974年至1975年国画作品《能官能民》《桥头飞燕))先后参加全国全军美展。1976年国画《吃水不忘打井人》选送全国美展。1983年在黄胄指导下创作了国画作品《老饲养员》《藏女》《芦笛传情》三幅作品，参加了中国画研究院组织的全国名家美展，尔后被中国画研究院收藏。1985年在新加坡举办“全太安动物画展”。1991年8月，在台湾台北市、高雄市举办了两次“全太安画展”。1992年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中日友协在日本东京举办了“全太安画展”。1995年他随河北省人大代表团在日本松本市举办了“全太安动物画展”。同年，还在台北市举办了“黄胄、全太安师生画展”，台湾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并由台湾潘龙艺术中心出版了《全太安画选》。1997年中国画《放学》参加了由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扇面展览。1999年被中国文联评选为全国百杰画家。

　　从以上全太安的画作中，我感到他的画不仅仅是一幅幅单纯的作品，而是在谱写与歌颂祖国各族人民奋发向上、勤劳智慧、拼搏进取、创造美好生活的壮丽画卷。

　　全太安不仅在艺术道路上硕果累累，而且他还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他在天津美院学习期间受业于著名画家爱新觉罗·溥佐、孙其峰、李骆公，这三位先生都是德高望重的大家，其人品、画品都为海内外人士所敬仰，尔后就是我丈夫黄胄。太安在四位大师的影响下，既继承了他们的画风，又传承了他们的人品。多年来他不忘社会公益事业，赈灾义卖、捐资助学、助残扶贫，他都主动组织和积极参与。他的画多次被省委、省政府作为出国礼品，馈赠外国政要及友人，同时还为河北画院的建设等贡献了上百幅作品，并且从没提出要过报酬，因此，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在这里，我可以说，没有黄胄的精心培养，也就没有太安今天的艺术成就，但这也与太安的勤奋、努力是分不开的。而对已取得的业绩和赞扬，太安总是谦虚地对我说：“离黄胄恩师的要求还差得远哩!今后我仍需加倍努力，把画画好，才算对得起黄胄恩师的英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