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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主要着墨于社会底层的弱小个体：农民与知识分子；笔力所至更多直指人物艰难处境的卑微心态与龌龊灵魂。围绕这些人物所折射出的思想脉动是作者通过惨淡生存个体的个性心理观照，去思考那个时代的社会性状，去寻找个体生存层次与个性精神空间提升的方法。
一、个性价值观在鲁迅内心的孕育生成
鲁迅生长在中国社会的大震动年代：此时封建势力虽然行将末路，却愈发显出狰狞的面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思潮层层迭起，使鲁迅从施蒂纳、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易卜生等彰显个人生命意志的西方学者的学说中情钟入里，使鲁迅的思想呈现出共通的感动：那便是以人的个体个性为观照中心的人性论思想。
鲁迅虽然倾向孙中山“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的观点，承认资产阶级民主取代“以独制众”的封建专制是社会的进步，但鲁迅又超乎常态地认定“众治”、“大群”的民主形式是“灭人之自我”，而“人丧其我矣，谁则呼之兴起？”在鲁迅看来，西方的民主自由运作同样存其弊害之端，即民主自由与君主专政存在着貌离神合的共通处：它们不约而同地从两个极端制造着对个体个性价值的箍制。因此，他的创作既包含着反对封建扼杀人性的情愫，又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中的逆向流动即在旗号下的一切违反人性的所作所为表现出否定与失望。
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潮，乍一看，似乎是追求天授人权的平等，其实是有各派之别的，其中权利派与力量派为最突出。权利派主张：人的一切权利是上天赋予的，每个人有权利享受其福利，而任何人必须尊重个人的权利；力量派则认为：每个人拥有依自己力量来确立自己的权利范围和权力大小。鲁迅从施蒂纳、尼采等人学说中的权利派和力量派主张来确立自己人文思想中的个体生命的本位观念，他明言“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同时认为“中国亦以立”必须依赖于“个性张”的“人国”的建立。而“人国”的建立体现在尊重维护个体个性的国家制度上，体现在社会观念伦理道德着力于体恤人的生存境遇与提升人的精神境况，更体现在人的思想认识与精神层次是否达到“人十人十人十等等”这种自由人的组合。显然，鲁迅的文学创作，关注社会制度、伦理人文、大众舆论是否在本质上尊重维护人的个体独特性与创造性，而且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尊重维护人的个体独特性与创造性。
然而现实的中国社会，是在统治秩序与封建等级的层层驾驭下社会各阶层普遍地处在思想专制的压抑与人心的狡诈中，是民众在为官者面前现着“奴隶性”而小官在大官面前也现出“奴隶性”，如此的社会现实必然使人苦于生存而荒废爱心。由此，鲁迅哀叹中国社会缺少爱与无所爱，他忿言：“季世人性都如野狗”。由此，鲁迅明了中国社会的病根是社会专制对人生对人性的迫害，如此必然造成中国人爱心的沦丧。因此他对个性的关注，更多放在“人心”的层面上，立志要改变中国文化冥顽不化的“心传”密码，改变中国人“许多精神体质上的缺点”。
二、个体生命在社会专制中孤苦挣扎
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的思想支柱，是以家族宗法为本位的封建道德。这种道德的规范是以合乎天道人道的“忠”与“孝”的教义显像的，然而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这种“忠”与“孝”的以人为善的内涵严重丢失，余存着的更多是严重禁锢人性的条条框框。到了近代，这种道德更成了“人的道德”的对立面，因为在它的束缚下，个体生命所丧失的是人的权利、自由与创造力。鲁迅小说直面的是在这种道德的长期支配下个体生命深陷于国家贫弱与社会专制的泥坑的生存危机。
《狂人日记》通篇写的是“狂人”超乎寻常的对社会“吃人”的追源探本式的内心感受。从“狂人”的自言自语中突显出与“狂人”一起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人们真实感受着被损害被污辱的血淋淋的“吃人”现实与由此激起的怒火中烧，以至用“吃人”的手段来复仇泄恨。“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以吃人肝作为壮胆的前提条件，可见社会的荒唐罪恶到了怎样的无以复加的程度。吃人者被人吃，生活在“吃人”世界里的人们各自沿着循环的老路去吃人，其结果是各自被迫置身于被人吃的厄运境地。因为对中国社会吃人现象的惊悚，加以对中国历史文化负面的敏感，便形成了“狂人”对于中国历史社会的基本看法：“吃人”。
如果说“狂人”对于中国社会的吃人看法是冷辟的，那么他对于“吃人”行为的牵强附会甚至荒诞无稽的联想追探，除了说明其病症的怪异外，只能说明“吃人”现实对其内心的刺激之深了。尽管“狂人”一些记忆的表象与“吃人”的事实未必相连，他却把它们强迫性地联想到“吃人”的层面上，显见“狂人”是敏感、多疑、焦躁与精神病态的奇特。由于他惊悚于“吃人”的惨痛，更惧怕这种惨痛的恶果令自己成为承受者，便在内心滋长出偏狂的病症，而这种病症的症状便是“人吃人”、“他们想要吃我了”的意念牢牢占据着他的心理空间。显然这种“吃人”社会对于生命个性的压制与摧残是极端严重的。
如果说“狂人”是在封建家族制与礼教压迫下个性被扭曲到癫狂却反而惊醒的反叛者，那么孔乙己则是深陷科举制的泥潭而心智昏昧与个性沦丧的受害者。
始兴于隋、唐、终止于晚清的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王朝通过设科考试来择优录官的考试制度与官仕制度，这其实是支撑着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条最基本的制度。科举考试由下至上分为不同的级别：院试，合格者为秀才；乡试，合格者为举人；会试，合格者为贡士；殿试，合格者为进士。中国的各级官员是由科考的合格者来接受委任的；而他们考试合格等级的高低决定他们被委任的官位的高低。这就从平民百姓到大小官仕的层面形成了官僚体制的象牙之塔。姑且勿论这种象牙之塔是否合理，但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考试等级、官位的高低与财富多寡的对应使得参考者不可避免地置身于高下尊卑的等级排位中。
具体归结到鲁迅笔下的人物孔乙己，他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显然他连第一阶段的院试都没能通过，是一个真正意义的科场失败者。从孔乙己在酒店的登场穿着的那件“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与所言所举，可以窥见其孤清而卑弱的内心：孤清，是由于自己有过读书求仕的经历，这多少使他沾有读书人的荣光而又本能地鄙视地位卑微的打工者；卑弱是由于自己的科场搏斗却并没有捞取一星半点的社会功名，他只能深陷于贫困的生活境地。然而可怕的问题结症，不在于生活的贫困，而在于读书求仕的经历使他鄙视体力劳动者又滋生好逸恶劳的习性。可见科举制所包含功名利禄的荣耀与胜王败寇的优劣观念撕咬吞噬着他的自性内心，使他真正地失去了一个“人”的个性价值。
值得玩味的是作为科场得意者的丁举人对作为科场失意者的孔乙己的态度上。所谓举人，指的是经过院试考中秀才后，又在第二阶层的乡试中考取举人的人，举人的身份确认表明丁举人已获得参与王朝统治的治理权并得到由此而来的利禄。照理，丁举人作为鲁镇功名显赫的读书人应该通晓“修己以安人”的儒家经典，其道德修养较沉浮于衣食的百姓要高。然而满腹经论、锦衣足食的丁举人却对一个因生活所迫而偷盗的孔乙己大打出手，并由此致残致命。让人看到的只能是丁举人的霸道与冷酷。由此可见：以科举制支撑的封建政治，维护的是人的高下尊卑的等级。在这种等级的支配与割裂下，人对人更多地感到位高的尊贵与位卑的怯弱。在如此高低隔离的社会现实中，仁义只剩下一个空壳，而其内涵在现实的冷酷中早已不攻自散。
《孔乙己》反映的是支撑封建政体的科举制对读书人的残害，《阿Q正传》反映的是附生在官僚制度上的尊卑贵贱观念对人的个体个性的绝情残杀。
鲁迅笔下的阿Q是中国农村的赤贫者，物质的赤贫只能招来他身心上的被奴役，然而可悲的是赤贫卑贱的阿Q却欺侮同是寒苦卑弱的王胡、小D与小尼姑，可见阿Q受强者欺凌却去欺凌弱者。当他陷入生活的沼泽，苦困的内心伴着“革命”的星光便挤压出物极必反的张狂企望：“我要什么就要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在土谷祠，他的“革命”畅想是以权势、金钱、财物、女人的程序逐层展开的，因而这种畅想的本质是在淫威权利的主导下对人与物的占有与操纵，这其实是由受制于人的“奴隶”转为支使他人的“主子”的“暴君的臣民”之梦。像阿Q式的“暴君的臣民”的梦想，一旦实现，其对别的生命的剥夺与伤害同样是凶残而荒谬的。
最终，阿Q在糊里糊涂中被判罪毙命，是因为权利者因为没有功绩，便随心所欲地将卑弱的阿Q枪决结案以作为讨赏的功绩。可见，在人的权势恶性膨胀之时，便是人的个性尊严被践踏得极其惨重之日。从势单力薄的阿Q被强势者所欺凌，到阿Q去欺凌弱势的同类，到最后被强势者所害的生命行程，鲁迅要告示世人的是：世道中久远因袭的尊卑高下优劣观念将世人的生存各个分离，使各人锁闭在互不相通的冷漠境地，这就使得生活着的各人感不到他人的冷暖悲欢，更无从感受人世间的相互关爱，如此，当私欲被世道畸形地激励而膨胀，即便是对别的生命造成致命的伤害，那被财色迷惑而沉迷的心智是无从体恤而反省的。在如此的世界里，人的生命尚且难以自保，个体自性的遭受欺凌与摧残便是自然的可能。
《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个寡妇，更切确地说是个“抱郎媳”。何谓“抱郎媳”？据孙越舫的《鲁迅笔下的绍兴习谷考》，“抱郎媳”是指男方的家长给年幼的儿子娶进二十岁上下的姑娘为其媳妇。民间的如此婚俗道出世人想尽早抱孙传宗，且为家庭增添一个活劳力与保姆的想法，这其实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国劳动女性被支配与受奴役的地位。
小丈夫死后，祥林嫂逃出婆家到鲁镇鲁老爷家当仆人，家务劳作即使再苦再累，然而她却乐此不疲，而且仆人的位置使她有一种安身立命之感。而当祥林嫂被逼再婚时，她的抵抗情绪是异乎导常的，显出了以死抗争的决断态度。从她安心劳作到以死抗争，从两个侧面表现出祥林嫂对于“一女不嫁二夫”这种节烈的贞操观的忠诚与固守，从而道出她受这种观念影响之深。那么什么是“节”与“烈”呢？“节”是指妻子在丈夫死后也必须空守一生而不得再嫁；“烈”是指妻子在丈夫死后，当空守的贞节有被剥夺时宁死护持，直至献身。在中国历代的法律中，都有对强制寡妇改嫁者给予治罪一条，显然这种从一而终的“节烈”观，是封建社会所极力宣扬的。
再嫁又死丈夫和丧失儿子，对祥林嫂的生命是更进一层的打击，这集中显示在她的精神状态上：“主人们就觉得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祥林嫂前后的两个丈夫都在与她有夫妻关系时断送生命，而且其后又丧子于门前，据裘士雄的《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介绍：依绍兴的一种习俗，婆婆便以为是儿媳的阴气夺去了儿子孙子的性命，这样的具有“剋夫命”的女人是罪孽深重的。祥林嫂反反复复叙说自己丧失儿子的悲惨故事，可见她身心承载的负罪感之沉重，她是企望借此求得人们的理解、同情与宽恕，以使自己沉重负罪的难忍苦楚得到些许的抒解释放，显然她的诉说带上了宗教忏悔以求宽恕的性质。
参加鲁镇年终的祭祀大典，是使自己的命运与“好运气”相连的结合点，而被排斥在祭祀大典之外，便成了与“好运气”相背的另类。祥林嫂被排斥在祭祀大典之外，这对于急以求得救赎的祥林嫂，无异于被迫置于生命的绝境。如果说祥林嫂接二连三的生离死别与由此背负的“剋夫命“的罪名使她的生命苛延残喘，那么忧心死后自己灵魂要遭受的恐怖受难，则彻底敲断了她奄奄一息的生命之弦。
从上述可见，社会陋习、节烈观念、不济时运、祭祀风俗与神学迷信所构成的经纬罗网冷酷地将祥林嫂捆绑得严严实实，直至她在不能动弹的痛苦中死去。她的惨痛命运可以提供这样的思考：每个生命体是离不开其生存的时代性、社会性的，时代性、社会性与生命个体的自然性对立统一的多种可能决定着生命个体的生存的多种可能。具体到祥林嫂，便是她生活的那个年代的社会丑恶性与其生命的自然属性中的负面因素相汇合而促成了她的悲剧。作品中的祥林嫂善良、勤劳、朴实，然而也刻板、盲从，而且思维凝固而难以自省，这些个性的负面在其生命中起着极其有害的作用。而这又只能归咎于社会性的弊端对于人性的伤害了。
三、个性自觉在时代精神的疲弱中散失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它以共和政体代替了专制政体；随着专制政体的逐渐瓦解，国人的一种崭新的国民意识开始苏醒。然而由于新政权是在对旧政权的反复拉锯战中刚刚建立，表现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上是：旧的思想观念虽然受到震动却依然固存，新的思想觉悟虽然新生却依然脆弱，社会人心展现出的是“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然无归”的窘态。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惘然若失在于虽然社会政体嬗变，然而封建道德凭借着封建势力的残余而依然强大，共和政体所催生的国民个性自觉，并不能即刻改变人性被奴辱被摧残的处境。
在《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中，通过对辛亥革命后具有革命觉悟的知识分子孤苦彷徨的内心的描写，我们对主人公刚毅猛进的个性精神的磨灭以至沦丧是印象深刻的。《在酒楼上》吕纬甫在十年前革命发生时，为了破除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他到城隍庙里拔掉神像的胡子；为了扫除中国的专制制度，他与其他的革命者热烈地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当态度严峻对立时，他们甚至发生肢体冲撞，这时的吕纬甫给人的印象是敏捷精悍的。然后在十年生计中，他从故乡远走济南，其后又到太原；现在为了敷衍地支撑起生活的重负，他只好去当私人教师以赚取每月二十元的生活费。
显然，在理想与生存的矛盾与抉择中，吕纬甫是一个生活旅途上无所适从的飘泊者，他有改造社会的热望，有对生命深情的眷恋，却因生命面对生存的荒园，而使他本能地首先去致力于生命的维持。当生活的艰辛使人疲于奔命而心力耗损时，这种原先对理想的“坚守”便在生活的辗转与煎熬中跌入一种无所归宿的苍茫中。由此，他的人生理想已经停滞，他的个体意志已经消沉。由吕纬甫在十年间的迥异变化，我们看到人的思想、个性、精神相对人的生命自然属性与物质需求是显得软弱而易变的，尤其当生命的自然属性发生变异或人的生存陷于物质支持的危机而个性理想又没有得到坚定理性的支撑，其滑落丢失便成了自然的事。
与吕纬甫相比，《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的生命的悲凉更进一步。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生活能够支持、理想有所附丽时候的魏连殳：他到外国留过学，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一所中学堂去当历史教员，他是一个可怕的“新党”，他的“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作为一个觉悟者，他不仅有学识，有民主革命的思想，而且他又有抛弃家族血统传统而扶助贫弱的平民意识：这既体现在他在祖母过世后顶着家族的压力把家当赠给侍奉祖母的女工，并且把祖屋无限期地借给女工居住；也体现在他对于孩子们的爱心上——在他看来“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他把孩子看成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因此当他看到自己房主的孩子们时，“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由此可见魏连殳的激愤情怀里融汇着觉醒与慈爱，这在人性皆迷的浊世，他的存在就像一棵高洁乔木玉兰。
然而这棵乔木生长于贫瘠的土地，当它面临着水的短缺与阳光的昏暗也要枯干而死。由于在报章上无所顾忌地发表言论，他先是受到小人的谗言，后是遭到校方的辞退。这样他的生源便被斩断了。在百无聊赖的孤独中，他无路可走，似乎走到生路的尽头。为了“要活下去”，为了“我还有所为”，为了“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他违心当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个人的生活又骤然宽绰起来。显然，他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而违心地逃生在旧势力的门下，用他的话说便是：“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魏连殳努力躬行他的理想而向社会孤身奋战的时候，他却被裹绑在独头茧里；当他背离了自己的理想，屈从于敌对势力而与之醉生弹庆时，他的生活似乎走出了独头茧，在世人认为他飞黄发迹时却丧命其中。从魏连殳身在两头的两难处境中，我们触摸到他作为觉悟者所置身的真正艰难的孤独：因为他是觉悟者，他明白严酷现实的黑暗，他的良心在催使他去尽自己作为觉醒者的义务，去唤醒在黑暗铁屋子里沉睡的生灵，因此他义无返顾地去孤身奋战。然而旧势力怎会轻易放弃对敌对者的优势，这就使得觉悟者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而这种巨大的落差感更加催逼出觉悟者更深的孤独感，他以自己的死去诠释在时代的昏暗中自身对时代理想的困苦“坚守”。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而以“人”为本位的“个性解放”思想的释放与彰显是在与以家族宗法为本位的封建道德的尖锐对抗中发生的，这就使得尊崇个性的这种新思想在经历了对“人”的狂热的讴歌、礼赞，使人沉浸在对“人”的价值的新发现而得以扩张时，那种凭借个人与集团势力压制个人权利的封建思想依然存留在社会各阶层。作品《伤逝》所讲述的是在五四新思想感召下，具有个性解放思想的知识青年，大胆追求自由婚姻，结果却在社会旧势力的逼迫下难逃厄运的故事。
在作品中，我们分明看到五四新思想点燃了涓生与子君这一对年轻人的爱情之火——“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菜……。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为了心中那份携带着新时代精神而又纯真的爱情，子君不顾世人的冷眼与家族的反对，勇敢地与涓生结成了生活的伴侣。她那分明、坚决、沉静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更是鲜明地表明了五四时期中国新女性反抗封建奴役，寻求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勇气与精神。
然而可悲的是子君的爱情更多的是萌生在一种时代精神在内心一时感应而激起的思想浪花中，在短暂的感觉对方后便完全把自己的感情托付于对方，显然她缺少一种对于时代精神的理想思考，缺少对爱情生活的物质危机的思想准备。正因如此，组成家庭生活后的子君一味地沉湎于小家庭的安宁生活，把精力倾注于操持家务，并由此荒废了读书，丢失了新理想的追求，隐没了爱情也需要生长创造的热情。如此，当爱的小天地面临着生活来源的危机时，子君的脆弱便成了一种顺势的发展。
爱情是什么？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爱情就是对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超出于对所有其他人的特别的爱恋。”那么涓生对于子君的特别的爱恋是怎样的呢？为了吃饭的事业，他忠实履行局里办事的职责，这是他的工作本份，谈不上对子君的特别感情；当他遭到局里秘书处的辞退，他费心苦力地寻找工作，那是因为面对生活的困窘所激发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也谈不上对子君的特别感情。而当他们的生活来源中断时，他的所作所为是一些难以企及的不着边际的遐想；当生命的重负压得他难以承受时，他却迁罪于子君，认为是她的拖累；更有甚者是他虚伪地抛弃了子君，去苟求个人的残存。由此，我们看到涓生对于子君的特别的爱恋便是：在寂静和空虚中，他可以纯真而热烈地向子君求爱，在生活平稳时，也能维系着他们爱恋的平静，但当生活遭到险阻，他却偃旗息鼓了对子君的爱恋。托尔斯泰在作品《童年、少年、青年》中曾表述了这样的幸福观：“幸福并不在于外在的原因，而是以我们对外界原因的态度为转移，一个吃苦耐劳惯了的人就不可能不幸。”由此我们更可照见了涓生的人生态度：在他陷入生活的挣扎中时，他只知沉溺在外界强加于他的哀痛中，却不知面对现实去改变自己的求生心态与转变自己的求生角色，更可悲的是他不能与自己心爱的人协心互勉，去共济生活的危难。可见在生命危难的烈焰的烘烤下显现出涓生对子君的爱情的虚伪、自私与卑怯的属性。从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中，我们似乎窥见作者那隐藏于故事中而不露声色的思想：当人在和风细雨的生活顺景中时，人性中的负面总是以某种虚张的表面形式呈现而不被别人甚至自己所觉察的；只有当生命走进历难的艰途，人性中的卓然不动的可贵品质才得以显见，而人性中的虚伪的劣性也难掩其真面目。《伤逝》告示世人的是：对于人性的压抑、摧残，有来自于社会势力的昏庸黑暗，也有来自于人性中的自私、虚伪与卑怯。
从鲁迅文学创作的思想着力点与文学作品人物意境所蕴含的内涵，显见鲁迅心目中的个性思想要义：一，“自性”不是超乎社会的绝对自我意识，而是与中国社会的“群之大觉”、“中国亦以立”息息相关的，只有当人的个性得到真正的成长、维护与发挥时，一个民族、国家的事业才能振兴。二，鲁迅的个性主体思想虽然采撷于西方民主思想体系，却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它的起点和终点是要改变中国社会的制度、伦理、道德对于人性的侵扰与残害的现实，让在现实中被压制的个人的个性、意志与生命力得到真正的维护与释放。三，鲁迅的个性主体思想融汇着人道主义精神，是利己性与利他性的相融互济，其目的是“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是“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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