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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读到过马克思的一句话：“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0页)这和我心里的认同一拍即合。从小我就认同人的全面发展，我相信人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建立更好的社会，也是为了人健康、全面的发展。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把自己建设得更好，也就是说要使人类和每一个个体变得更健康，更完美，这才是人活着的真正目的。正是在这个基本理念之下，我想在未来社会当中不再有单纯的画家，而绘画只是人类活动之一，所以只有把艺术作为自己活动之一的人。
现在大家看到这句话，可能会想：哎呀!你这不是和杜尚想的差不多嘛!其实不是。杜尚的一生的确是把艺术作为自己的活动之一，而且时刻避免以艺术家自居，他曾经表白说：“我对艺术本身真是没有什么兴趣，它只不过就是一件事儿，它不是我的整个生活，远远不是。”有人曾经感叹：“杜尚最好的作品是他的生活。”然而，可惜的是杜尚对待艺术的态度，作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挑战，虽趋向于走出自身、表现自身、传播自身，却并没有超越自身，最终停留于自身。所以他对整体的人的生活、人的存在的思考不多，遑论人的全面发展的宏大设想，他的选择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发展，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无涉。
其实这个论题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讨论，而且同我们每个人都直接有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画家也好，音乐家也好，都是特定历史阶段专业分工的结果，是由于社会产品不够丰富、生产力不够发达、社会不够健全造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都将获得改善。在我的理想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人的全面发展。若作形象的比喻，有点儿像是孔夫子所说“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我的理解就是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每个人都努力在对人类整体作出自己贡献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生活建设得更充实健康，使自己更加完美。这才是人生在世的最高理想，而不是说我占有多大的财富，或者拥有多大的权力。
当初建立这个基本人生理想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那也正是我在探索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最初阶段。我还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整个社会的必然趋势，看成是我要在自己的一生中具体实践的人生理想。所以从小时候起，在艺术和做人之间，我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先入为主的这么一个观念。其实，对做人与为艺关系的认识，在我还另有一个从中国文化里流淌出来的源头。
中国画的最高境界不是写物，而在于表现画家的精神人格，所以论画讲究的是“品”、是“格”。父亲的艺术思想，也本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精神传统。他一向认为，与作画相比，做人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事。他赞同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艺术只不过是“据德、依仁”之余事，始终坚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父亲常说：“我是个读老书的人。”读点旧书是读书人的常事，但父亲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他读过之后就实实在在地去做，而且做得那么认真，做了一辈子。父亲忠直坦诚、豁达仁厚，道德感极强，律己甚严。对于人情世故、做人的“诀窍”，他既不想听也不想看，别人劝他，他总是淡然一笑。他远离利欲，蔑视虚荣，沉浸在自己高远的精神世界里，是一个重精神、轻物质的人。
20世纪50年代，他将一幢私宅连同一个大院子赠送给国家，自己搬进了宿舍楼。1960年秋的一天，苏联画家斯托列托夫受全苏艺术家代表大会委托，专程来杭州，授予父亲“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证书，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那天正好下雨，父亲就穿着平时的那套旧中山装，足上一双元宝套鞋，撑着油纸伞，出席在杭州饭店隆重举行的仪式。斯托列托夫感叹道：“见到了潘院士，他是如此诚挚善良的人，我们需要善良的艺术，由善良的人来创造!”赞扬父亲“用处女般纯洁的良心保卫和平”。父亲的画室，除了书橱书柜和一张大画桌以外，也就是几把藤椅，桌上摆的就是几块他从雁荡山、黄山带回来的石头，墙上挂的是两幅他自己的作品，和他老师弘一法师的书联“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
我在儿时经常听父亲谈起在人格风范上让他敬佩的人，除了家乡的一代名儒方孝孺之外，一位是经亨颐，另一位就是李叔同。父亲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经亨颐是这所浙江文科最高学府的校长，人称“强项公”，有“人格教育”的著名主张。他曾说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而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浙江第一师范在“五四”期间与北京大学遥相呼应，成为江南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父亲曾经跟我说，他在第一师范的时候，跟他特别要好的一个同班同学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杭州学潮的领袖宣中华，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当时也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脸曾经被刺刀划破……从一个健康、完整的人的意义来讲，父亲其实是个素质全面的人，他是一个可以做学问的人，也是一个可以领兵打仗的人。他只不过就是学了画画，所以在我看来，画画对于他来说也是偶然的。
李叔同在第一师范主教音乐和绘画，除成立洋画研究会外，他还组织成立了中国院校第一个以研究印学为宗旨的金石团体“乐石社”，出版印集，举行春季大会，师生在一起交流、切磋印艺。李叔同倡导“先器识而后文艺”，是学生敬重的楷模。因此他的出家，是我父亲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事。关于李叔同的出家，我仔细想过，李叔同才情过人，心智坚毅，他对人生确是悟得通透。他在做人与为艺的关系上做的很彻底，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个人生命的精神完善，生命的艺术“要透过佛法去实践，去完成”。李叔同的行为的价值在于唤起他人的醒悟。历来的宗教家都以自己的苦行和牺牲为世人示范，来验证人类自我超越的可能性。但在现代和未来社会，宗教越来越难以为继，连在寺院中也都难以找到一块净土。“上帝死了”，意味着人的解放，也预示了人在自我超越的途程上的无助。现代化历程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境遇，也改变着终极关怀的设问。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完全离不开身处的现代语境。自我超越和精神的自我完成，已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或者为了完善自我，而是需要在宏观的、宗教性的信仰问题上进行思考，在剧变中的社会和人的个体生存之间，找到具有普遍性的新的连接点。
我觉得父亲不仅在书画上获益于经亨颐和李叔同，他从两位业师的学问人品上获益更多。后来我整理父亲的画论，开篇第一部分就是“艺术与人生”。父亲有个观点：
“人生须有艺术。然有人生而后有艺术，故最艺术之艺术，亦为人生。”
每读至此，我都深有会心。父亲一生，视美育为人类精神自我完成的重要一端。这是我父亲给予我的先入为主的家教，这种初期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李叔同也是把做人看成是比为艺重要得多的一个典型。举凡绘画、书法、金石、音律、诗词歌赋、戏剧表演种种，他一学就会，什么都会做，而且都做得挺好，他也没把这些做得挺好当作是什么大本事。他根本就没把这看成是什么大的才能，他就觉得这是应该的。但是他觉得做人更本质。这种思想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把自己从事哪一种职业当成是根本的问题。和父亲一样，我也从始至今认为做人比做艺术更难，做人比做艺术更重要、更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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