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佛像与北魏特大地震

　　2002年末，江苏收藏家黄震先生偶然从英国收藏家莫先生处看到一尊北朝形制青铜鎏金佛像，十分喜爱，于是通过朋友居中说项，终于将该佛造像请回国内。这尊佛造像，保存相当完整，经我国著名佛教研究专家、原龙门石窟佛教研究所所长温玉成先生鉴定为真品，弥足珍贵。因为它无论它从佛教研究的重要性，或是从造像的艺术性及其历史价值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它还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有明文著录的大地震，其历史文物价值绝不可低估。

　　见证历史上一次大地震

　　这尊青铜鎏金佛造像，高13.7厘米，佛陀肉髻饱满，双目微合，神态极为端详，着袒右肩式大衣坐于四方座上，背光开阔，火焰纹遒劲有力，佛坐上刻有两供养人，刀法传神，栩栩如生。器物通体鎏金，保存完整，在北朝此类传世品中属凤毛麟角，极其罕见，所以弥足珍贵。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造像背面隐约有铭文33字，大部被铜锈掩盖，不可辨。佛造像回国后，在文物专家的帮助下，对该造像的铭文部分覆盖的绿锈进行了清理，基本可读。经温玉成先生的破解，其铭文内容为：

　　“延昌元年甘泉田空，佛弟子王唯上为皇帝，下及法界众生，俱勉蓋纏，敬造释迦王像。”

　　其中最难解度的“蓋纏”两字，温玉成先生的考证为：“蓋纏”佛教术语，五蓋十纏，皆烦恼之数(《维摩诘圣·佛国品》)。“勉”通“免”，免去蓋纏之灾患也。

　　温先生指出，此尊坐佛从时间上考证，是先有像，后刻字。造像形制应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尚未“秀骨清相”，估计造于公元500年前后，与龙门石窟最早期的风格相一致。

　　他还进一步对这尊青铜鎏金佛造像进行了学术释意：背屏刻铭文“甘泉田空”也，“田”字刻时竖笔过力，出了头，当作“甲”字。延昌元年(512)四月“肆州(山西忻县北)地震陷裂(7级左右)死伤甚多”(《魏书·世宗纪》)甘泉，在甘肃武都县东北约50km处，属北魏“武都镇”，多为氐族人士。“田空”，田地无收成之意。

　　造像的主人名字叫王唯，甘泉人，似为氐族人士，而非汉族。甘泉属北魏武都镇，多为氐族人，而氐族是当时的少数民族之一，特别要指出的是，佛坐上的持莲供养人戴冠男性居右侧，女性在左侧，列位的方式与汉族相反，体现了氐族人的一些宗教特征。

　　王唯为什么要建造这尊鎏金佛造像呢?因为延昌元年(512)发生了大地震，死伤甚多，所以王唯企求释迦佛主，庇护民生，保家卫国。这是为这尊鎏金佛造像铭文刻字的最直接原因。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79次特大地震之第五次：即公元512年5月23日(北魏宣武帝延昌元年四月庚辰)，山西原平代县间(38.9°N,112.8°E)M71/2(震中烈度Ⅹ)“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师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恒州之繁峙、桑乾、灵丘，肆州之秀容、雁门地震陷裂，山崩泉涌，杀五千三百一十人，伤者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马杂畜死伤者三千余。”(《魏书》卷112《灵征志》)

　　佛造像的主人王唯，就是经历了这次大地震，求神拜佛，为这尊鎏金佛造像铭文刻字。

　　据历史资料记载，在此之前的四次大地震，分别是：

　　1 公元前780年(周幽王二年)陕西岐山(34.5°N,107.8°E)M≥7(震中烈度≥Ⅸ)"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国语》卷1《周语》)

　　2 公元前70年6月1日(汉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山东诸城昌乐一带(36.3°N,119.2°E)M≥7(震中烈度≥Ⅸ)"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琅琊坏祖宗庙城郭，杀六千余人。"(《汉书·五行志》)

　　3 143年10月后(东汉顺帝汉安二年九月后)甘肃甘谷西(35.0°N,104.0°E)M7(震中烈度Ⅸ)"建康元年正月，凉州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后汉书·五行志》)

　　4 180年秋(东汉灵帝光和三年秋)甘肃高台西(39.4°N,99.5°E)M71/2(震中烈度Ⅹ)"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地，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后汉书·五行志》)

　　见证北魏佛教历史沧桑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后，到了北魏出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我们知道，鲜卑族的拓跋洼在公元386年自称为“魏王”，建立了北魏政权，兼并山西北部的各部落，并进而攻取河北省的大部和山东、河南的一部分，掠夺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公元398年起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自称皇帝。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灭凉，徙沮渠氏的宗族及吏民三万户(或作十万户)于平城，据说：“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魏书·释老志》)而来自河北的和尚法果也明确地宣称：皇帝就是“当今如来”，和尚也应该对他致敬。这样，宗教和皇权的结合，是北魏佛教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这尊带铭文的青铜鎏金佛造像主人王唯，所居住的甘泉属北魏武都镇，就是北魏政权最先兼并山西各部落的地区之一。

　　太武帝拓跋焘的时期，道教徒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取得皇帝的信任，曾采取排斥佛教“灭法”的政策。灭法期间(公元446——452年)，佛寺经像被毁，和尚被迫还俗，玄高亦被杀。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于兴安元年(公元542年)十二月，下令恢复佛教。在灭法期间隐匿起来的和尚师贤和昙曜，先后担任了统领佛教事务的官职，此官职先名“道人统”，由师贤任之。师贤死后(公元460年)，昙曜代之，改名为“沙门统”。师贤和昙曜都是当年来自凉州的和尚。在恢复佛教的同一年，曾按照拓跋濬的身材，雕造石佛像，据说，石像的脸上和身上的黑斑，和拓跋溶身上的黑子一样。兴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又下令在五级大寺，为拓跋濬以来的五个皇帝铸造了五尊硕大的释释迦像，都是高丈六，用了赤金(铜)二万五千斤。这些举动都说明北魏流行的思想是帝王即释迦，佛教和政治在当时是密切结合的。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不仅聚集了一些精通佛教的有学问的和尚，并且在洛阳龙门，仿照云冈，修建了大规模的石窟。龙门石窟的修建工作，在此后五十年中一直在继续。北魏的皇室，孝文帝的冯皇后，宣武帝拓跋恪，他的皇后胡氏(史书常称为胡灵太后)，以及一些贵族，都是狂热的佛教信徒。他们为了死后赎罪并修来世，在这种信念下，佛寺、佛塔的修筑，佛像的雕造，在洛阳以及其他各地，都兴起了一个高潮。

　　根据温玉成先生的鉴定，这尊北魏青铜鎏金佛造像，铸造的年代就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其铭文的刻制时间是在北魏的晚期。北魏末期(约公元500——540年)，以龙门石窟和洛阳永宁寺为代表的营造佛寺、佛像的风气，蔓延到其他各地，出现了三万多佛寺，二百万僧尼的畸形社会现象。

　　这尊极其罕见的北魏青铜鎏金佛造像，叙述了北魏佛教历史的沧桑，还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有明文著录的大地震，其历史文物价值之高可见非同寻常。特别是近年来，佛造像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其价格一直呈现出直线飙升的趋势，成为国际藏家们重点追逐的高档艺术收藏珍品，足以证明人们对于佛造像的艺术与历史价值的认识，还在继续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