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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珍汇集保利馆 细读千载书画缘--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五)

            (1/3)董邦达 (1699-1769) 雷峰西照

            (2/3)文徵明 (1470-1559) 吴中十二景卷

            (3/3)乾隆帝 (1711-1799)御笔书画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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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辽宁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保利艺术博物馆主办,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协办的前四届“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展品来自于博物馆的珍藏和海内外私人秘藏多年的书画精品(相当于博物馆收藏的一、二级文物),无论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私合办书画精品展览。四次“宋元明清”书画大展览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受到众多学术研究机构、文博界、收藏界及海内外资深藏家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一致好评。
             春光明媚,百花似锦,千年丹青国宝现身保利艺术博物馆,迎来第五届“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盛会。此展览是保利艺术博物馆颇具影响的系列展览之一。该展览的特色在于借助保利博物馆的学术平台和保利拍卖的藏家资源,将辽宁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等国内一流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与民间古代书画精品荟萃一堂,分别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和鄂尔多斯两在展出,为古代书画的研究和市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得到了古代书画界权威人士与的高度赞誉。观赏览展,互换新论,观众如潮如织,共叙感慨,可谓盛世盛典传盛情,千载千题有千言。
             本次展出的展品汇聚了公私双方的珍藏,从这些艺术藏品特色来看,整个展览是将其既放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下观照,又能反映隐藏于其中的绘画史的发展脉络。其中,辽宁省博物馆倾力提供的千年书画精品,计有:马和之的《毛诗陈风图》、传为郭熙的《溪山行旅图》、传为李唐的《松湖钓隐图》、赵孟頫的《行书波罗蜜多心经》、张雨的《行书跋名人仿王蒙兰亭图》、明代王绂的《湖山书屋图》、沈周的《千人石夜游图》、清代的王铎的《行书临唐太宗帖》、华嵒的《噉荔图》、何绍基的《临汉张迁碑》等十件国宝。
             南宋宫廷画师马和之的《毛诗•陈风图》,绘《诗经》中陈国十图,以兰叶描、蚂蝗描作人物、山水、庭园、建筑,笔笔灵活,拖尾有董其昌长跋,定为真迹,乃其座师韩逢禧旧藏。董其昌为明书画鉴定之权威,照理是一言九鼎,但本图技法都显示出与马和之标准画作《唐风图》多少有些出入,不尽一致,当为南宋画院高手复制之作。马和之,杭州人,绍兴中进士及第,官至工部侍郎,画风别具面貌,被誉为宋代的“吴道子”。马氏传世之代表作,今天人们一致推崇的是他笔下的《诗经图》若干卷,由宋高宗赵构书诗篇,马和之据诗的内容制图,传为艺林中佳话。
             辽博著名的《唐宋名画宝绘册》中的二开团扇,均有乾隆皇帝的对题。一开是传为郭熙的《溪山行旅图》团扇,构图以半边法绘成,山峦、树木的画法,全用郭熙在其画作《溪山行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的画法而略简,并非出自郭熙手笔,实为南宋宫廷画手所绘,弥足珍贵。另一开是传为李唐的《松湖钓隐图》团扇,构图以“一角法”,画山石的“斧披皴”和树木的画法颇有李唐遗意,亦为南宋宫廷画手所绘。
          辽博藏的元代赵孟頫的《行书波罗蜜多心经》、张雨的《行书跋名人仿王蒙兰亭图》为著名藏品。
             赵孟頫的《心经》,是写给元仁宗时的“国师”中峰明本的,原为手卷,乾隆时改为册页,三开,第一开前一开,是白描观音大士像,第三开后一开,是白描韦陀像,梁清标署签,曾经梁清标、张若霭递藏,乾隆时入清内府,并加装檀香木雕花夹板。册上有明代王穉登、清张照、励宗万等人题跋,前后的观音像、韦陀像为清人所绘,并著录于《秘殿珠林续编》。《心经》为赵孟頫的代表作,运笔自如,清润流畅,自成面貌。他借鉴行书的笔法与小楷的结体来写大楷,创造出一种有别于欧、柳、颜的刚性楷书和柔性的赵字体,精彩无比,难得一见。 另外,张雨的《行书跋名人仿王蒙兰亭图》也是不易见到的张雨本人真迹。
             辽博藏的明代王绂的《湖山书屋图》、沈周的《千人石夜游图》为一睹为快的天下名迹。王绂的《湖山书屋图》画远山近水,山峦起伏,逶迤不断,渔舟劳作于浩瀚的湖水之上,各类林木装点于峰谷之中,葱郁繁茂,苇塘轻描淡写,有太湖人家宁静闲适之韵味。此图以近十尺的长度,生动地表现了其家乡湖山清野旷远的景色,意境幽澹,颇具自然之趣。具有舆补图性质的沈周的《千人石夜游图卷》,六十七岁作,人画俱老,为典型的“粗沈”面貌,景致疏简,淡墨渲染,浓墨点苔,色调层次变化丰富,且运用整饬式勾线,斫拂式短笔皴,画风雄劲而浑厚。
             辽博藏的清代王铎的《行书临唐太宗帖》、华嵒的《噉荔图》、何绍基的《临汉张迁碑》三件清代名迹,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王铎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却充满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的力量。王铎临“二王”帖较为常见,而临唐太宗之帖却是绝无仅有的一件高头力作。华嵒的《噉荔图》,全卷画山石淡墨晕染,树木钩点兼施。人物衣纹,用铁线与钉头笔法,坚挺劲健,人物面部刻划精工,端庄可人,极为传神。笔法多姿,设色清秀,是作者早年之得力作品。何绍基的《临汉张迁碑》是仅次于何氏所临的《张黑女碑》,为其隶书代表作之一。
             本次参展的作品异彩纷呈,各具特色,璨若星河,亮点频出。展览共分为清宫旧藏、山川意象、文士情怀三大部分。
             清宫旧藏部分有雍正皇帝的书法、嘉庆皇帝的御笔书法、乾隆皇帝的《书画合璧四友图》、董邦达的《雷峰西照》、董邦达的《天寒有鹤守梅花图》、董邦达的《秋山草堂图》、弘旿的《翠屏云繍》等等。
             雍正皇帝出色之才华、刚强之性格、传奇般的政治生涯,皆令人感叹,而雍正皇帝的书法平和规矩,充分显现出一位有志帝王的修为与静气。他的书法作品墨色乌黑,印鉴清晰,保存完好,弥足珍贵。嘉庆皇帝的书法用笔严谨,一丝不苟,字法端劲,布置停匀,雍容闲雅。其楷书作品,深得颜体雄浑、开阔之精髓,写得端庄雄强,古雅纯和,气足神闲。用笔方圆相兼,显得圆聚有力。结字布阵中透出深厚的临池功力,其书法森严内敛,饱墨淋漓,字里行间透出嘉庆帝的深厚学养和王者之风,的为佳作。
           
          乾隆御笔《书画合璧册》,共八开,书、画分别四开,书法为乾隆帝亲笔临写颜真卿、蔡襄、苏轼、米芾四人法帖。其所临帖,并非亦步亦趋“书奴式”的临写,而是在理解古代名家笔意基础上的意临,既具有所临书家的风格面貌,又不失个人所特有之风格。御笔所画四开分别为松、竹、梅、兰,上有分题“贞榦”、“介节”、“蕊珠”、“仙佩”,虽寥寥数笔,用笔拙雅率意,意境简澹,文人画意味颇浓。据款识“丁丑夏日池上居写”可知,作于1757年夏。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编》(二十二)之“乾隆二十二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如意馆部分”的五月十八日条中有此记载:“御笔宣纸字四张,御笔宣纸松竹梅兰画四张,传旨着交如意馆裱册页一册,钦此。于七月初八日员外郎郎正培等将裱得册页一册呈进讫。”由此可见,此册创作时间与造办处档案中记载时间正合,该册历时近两月装裱完毕并进呈乾隆。此册为清宫旧藏,清宫鉴藏印累累,并著录于《石渠寶笈三编》。实为乾隆御笔书画中的难得之作。
           
          清宫廷画家董邦达画《雷峰西照图》轴,纸本设色,为董邦达“进御”乾隆皇帝之作,画的是“西湖十景”中的“雷峰西照”。上有董邦达亲题“臣董邦达恭绘。”并钤有“臣邦达印”、“染翰”二印。画上有清宫十玺全印,计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宝笈重编”十玺,并著录于《石渠寶笈》。画作左上角有乾隆皇帝御题:“何处高峰无夕照,斜阳此地独标名。钱王遗迹犹堪指,爱是山头塔影横。右题雷峰西照,御笔。” 下钤有“化工四气为全施”、“乾隆宸翰”、“墨云”三印。董邦达绘本作时,取法元代人笔法,用笔纤细工劲,设色文雅,书卷气浓郁。
           
          文征明的山水长卷,为典型的“细文山水”画作长卷,上有清宫藏印累累,曾是清宫旧藏,并见于《石渠宝笈》著录。文征明的“细文”山水,其格调高雅,文静淡逸,虽出自于“元四家”,有董(源)、米(芾)根底,但更有突出的个人面貌。但他的画不像沈周那样苍健,粗线条中有粗细旋转的变化,墨色浓淡干湿浑然一体,且墨色过渡,层次丰富。
           
          爱新觉罗•弘旿的《翠屏云繍图》原为末代皇帝溥仪携带出紫禁城,后在伪满灭亡时散佚出来,曾在《石渠宝笈三编》中著录,并见载于《清宫散佚书画目》和杨仁恺著《国宝沉浮录》。弘旿的此卷笔墨秀润,细皴密擦,林麓滃郁华滋,功力不浅。卷末落“臣”字款,又自称“恭绘”,可见是进御之作。《石渠宝笈》著录弘旿画计有三十多件,足见乾隆对这位同宗兄弟笔墨的赞许。弘旿作画之勤之精,民间罕见。但从目前流传的弘旿作品看,此卷却是其中极为精彩的一幅,值得珍视。
           
          山川意象部分有明清二代的山水画作,精彩绝伦,也是本次展览的一个重点和看点。
           
          明代画风迭变,画派繁兴。传统的人物画、山水画、花岛画盛行,文人墨戏画的梅、兰、竹及杂画等也相当发达。在艺术流派方面,涌现出众多以地区为中心、或以风格相区别的绘画派系。在师承方面,主要有师承南宋院体风格的宫廷绘画和浙派,以及发展文人画传统的吴门派和松江派、苏松派等两大派系。在画法方面,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勃兴,成就显著。人物画也出现了变形人物、墨骨敷彩肖像等独特的新面貌。明清二代文人画家的绘画笔法与墨法心情语境独特,是一种精神内涵直通有感者的绘画心绪,并寄托于图式中线条和墨韵的浓淡变化,形成无与伦比的墨法笔意。
           
          此次参展的有王绂的《临曹云西寒汀高树图》、沈周的《渔沙茅屋图》、文徵明的《吴中十二景卷》、文嘉的《山水》、仇英的《春郊人骑图》《上林图卷》和《松下论道图》、唐寅的《山水》、董其昌的《董文敏书画合卷》、蓝瑛《山水》、项圣谟《烟寺钟声图》、陈焕的《长卷》书画合卷等等,比如,沈周的《渔沙茅屋图》,上池塘有吴湖帆等人的长段题跋,是吴湖帆生前特别珍视的一件藏品。此作一四九六年画,堪比沈周典范之作《庐山高》。其画风沉着雄浑,细密谨严,浅淡洗练。用笔繁细且微妙确实者,世称“细沈”。沈周细笔山水以谨细见长,并吸收各种形式因素,不但将青绿山水之长溶于笔端,还继承了董巨流派及北宋山水置陈布势之精华,特别是王蒙的苍茫厚实和雄浑严谨的风格。从一定意义上说,“细沈”是以王蒙为源头,上溯传统中多种细劲严谨的因素共同组成的“细沈”作品。
           
          文徵明的《吴中十二景卷》是文徵明“细文”代表作品之一,此画作既是精心绘制文徵明家乡吴中的十二个景观,又是典型的文人书斋里的“书斋山水”作品,很有可能是明代最长的一卷“书斋山水”。文征明的细笔山水的个人风格是鲜明的,所谓“细文”,又有设色与水墨两种,设色山水多宗赵赵孟頫的小青绿画法,笔调工致而带有拙味,设色典雅柔和,画风清丽简洁。水墨或淡彩山水,是师承王蒙,笔调瘦劲文雅,墨色淡而枯,笔墨清秀含蓄,具有天真生拙的趣味和秀润文静的特点。
           
          董其昌的《董文敏书画合卷》,是董其昌创作于“书画船”上的有名作品,作于庚戌(1610年),真可谓“人书俱老”、“人画俱老”的“双老作品”。董其昌生平的最大爱好是在船上装满他收藏的书画,遍游太湖地区,往来于太湖与华亭之间(见台湾石头出版社出版的《南画北渡》),与陈继儒、项圣谟等江南大藏家“赏书阅画,摩挲终日”。此作品正是作于此时,境界极高。
           
          清代的山水画是十分发达的画科,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其中占居主导地位的是重视笔墨情趣的文人山水画。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注重画格,提倡摹古,以表现古典风格为重要题材,他们的画风被清廷视为“正统”山水。王时敏、王原祁为首的娄东派、王翚为首的虞山派,是清代最有影响的画派,而娄东派更是风靡朝野,许多著名的宫廷画家,如唐岱、董邦达、张宗苍等等都是娄东派重要画家。
           
          清初“四僧”等人的写意山水也别具一格,如八大山人的山水画抒发个性,寄情于笔墨。另以龚贤为首的“金陵八家”重视技法和视觉美感的表现,雅俗共赏。查士标等“新安派”画家、梅清等黄山派画家,精研笔法,兼师造化,画品清逸,多有新意。乾嘉以后,有张崟为代表的“镇江派”、罗牧为首的“江西派”……等诸多画派,各有特点和成就。在清代依然还可以看到明代吴门派、武林派的余韵。如此次展出的有程遂的《书画合卷》、梅清的《山水卷》、王鉴的《摹董源山水》、査士标的《山水》、陈字的《和靖探梅》、李寅的《秋山红叶图》、王概《红叶飞泉图》、袁耀《紫府仙居图》、石溪的《江山卧游图》、王时敏的《拟黄公望溪山雨意图》、王翚的《万山烟霭图卷》、龚贤的《南山春景》、戴熙的《山水册》等等。
           
          文士情怀部分主要是明清二代文人士大夫的花鸟作品、书法作品。
          明清花鸟画的嬗变与演进其实就是文人画的发展过程,明以前的花鸟画大多为画匠或宫廷的专利,特别是在明代前期也几乎还是这种状态。明中期以后,文人全面参与到花鸟画的创作中来,使文人画借助花鸟画得以蓬勃发展,花鸟画亦借助文人而长盛不衰。清代亦复如是,明清的花鸟画比以前任何时代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画派、画家及其传世作品之多都是前代所罕有。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中期是花鸟画的两个发展高潮——也是文人画最昌盛的时期。
           
          此次展出的有唐寅的《经史摩挲图》、吴彬的《梅竹雪鸟图》、丁云鹏《洗象图》、陈洪绶的《仕女》、陈道复《荷花》、项圣谟《花卉册》、徐渭的《水墨葡萄》、蒋廷锡的《花卉》、黄易的《铁网珊瑚》、刘俊《神仙人物》、文徵明的《三体书法卷》、张穆《画马图》、孙克弘《鸡冠花图》、成亲王和刘墉《墨宝合卷》、董其昌的《书法卷》、董其昌的《行书赠王时敏七言诗》、张瑞图的《书法立轴》、刘墉的《三字经书法册》等,都是明清文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张瑞图的《六言诗轴》,上书六言诗:“问我侯门稚子,何缘少日在家?昨听溪亭调鹤,今当梅谷看花。白毫庵瑞图。”张瑞图是明代变法大书家,他另辟蹊径,所表现出来的迥异于传统的书法之美的结果,而是在晚明阳明“心学”背景下,典型“异美”思潮的一种书法体现,此幅书法体现了“张派”鲜明的书法特征,落笔以拙为主,圆处悉作方势,盘旋跳荡,风骨摇醉,富有遒力感,天真率性。
           
          刘墉的《三字经书册》为其罕见的小楷书法精品,前有道光时大学者赵楫题写“刘文清公楷书三字经真迹”十一个大字,后有包良训、汪廷儒题写跋语,丰神秀逸,劲气内敛,精华蕴蓄,有绵里藏针之妙处。刘墉是清“四大书家”之一,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齐名,擅长楷书、行书,他喜用硬笔短毫,书法丰腴淳厚、落落大度,体现了他一生的襟度胸怀。刘墉一生书法曾经数度变化,年轻时珠圆玉润,中年笔力雄健,到晚年则趋于平淡。此册正是其晚年天真平淡之际所书,十分珍贵,是传世少有的“榜书式”小楷。
           
          同时,徐渭与陈淳并称“青藤白阳”,本次展出的徐渭的《水墨葡萄》和陈道复《花卉册页》是个亮点。徐渭的《水墨葡萄》水墨酣畅淋漓,让人一睹“水墨无多泪点多”的真实写照,而陈淳的花卉、书法六页对开,又让人领略到真实的文人内心世界。陈淳擅画花鸟,以水墨晕染,极尽文人墨趣;写意花鸟出自沈、文而纵逸过之,水墨淋漓,兼用淡色而妙趣天成,可谓得其笔墨三昧。
           
          此外,南宋宫苑佚名作《江上观潮》亦不可小觑,当为《唐宋名迹册》中的一开。明清二代的白良玉的《罗汉图》、佚名《千手观音》、任伯年《花鸟》、陈书《芍药花》、沈铨《松下双鹿图》、董其昌的《书法册》、张若澄的《松鹿图》、边景昭《鹡鸰图》、王建章的《墨笔山水扇》、金礼瀛的《花卉》、王武《忠孝图》、汤雨生《博山园雅集图》、及王润、张元、汪憩云等人合作的《碧梧清暑、松荫听瀑合卷》亦是收藏界里难得一见的珍品。
           
          千年丹青再度现身保利艺术博物馆,为春暖花开的京城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前四届宋元明清大展,以其公益性、广泛性而家喻户晓,辽宁省博物馆是以收藏末代皇帝溥仪携带出宫的宋元书画闻名国内外,保利艺术博物馆以收藏回流国宝而知名,二家博物馆的联袂展览,既是国内博物馆之间的“馆际合作”的率先垂范,又是搭建起“千年丹青”展览的文化平台,早已饮誉海内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继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成功举办“千年丹青”之后,又一家举办“千年丹青”大型公益展览的重要馆舍。第五届宋元明清大展,让世人再次享受文化饕餮大宴!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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