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的戏曲照片--陈申

编者按： 2008年，源记照相馆拍摄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梅兰芳天女散花》戏装照在华辰影像秋拍创出8万元的高价后，中国早期戏装照的市场价格出现了全面的提升，明显的出现了向价值回归的发展趋势。
 
    中国早期戏装照的收藏，在中国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也是摄影收藏中，极具中国摄影文化特色的收藏脉络。为此，在中国摄影史和中国戏装的研究中颇有建树的陈申先生，撰文并了介绍“中国戏装照的演变和收藏”，希望从此建立起极具中国摄影文化特色的“中国早期戏装照”的收藏脉络。
 
    陈申先生他曾任中国摄影出版社社长、主编有《中国摄影史》，撰写有《中国京剧戏衣图谱》。
 
    中国摄影发展的早期阶段，戏曲演出已经成为摄影者乐于拍照的题材，出现了很多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戏曲照片。早在清末光绪年间，许多城市中照相馆竞相开业，照相开始成为市民阶层娱乐消遣中的“时兴品”。把中国戏曲演出场景拍摄成照片，最早出现于西方摄影者在中国拍摄的作品，如1870年前后英国旅华摄影家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的有关中国社会的作品，和1870年代在上海发行的英文刊物《远东》杂志（Far East Magazin,C.1870）的照片中都有所表现,均拍照于开风气之先的上海。早期中国照相业出于商业竞争的需要，逐渐发现了戏曲照片的市场前景，便把走红的戏曲演员请上门来，为其拍照，并把拍成的“戏装照”悬于门前，招徕顾客。那时一般的人不愿意将相片拿出做幌子，而戏曲艺员相反，需要这种不花钱的广告式宣传。已故著名京剧花脸演员袁世海在《我的舞台生活》文中回忆说：“我们常去的照相馆是大李纱帽胡同荣立照相馆和廊房头条的荣丰照相馆。到那里照相是不需花钱的。他们将我们照的戏装像放大加印后可以出售赚钱”所以在中国照相业形成的之初，拍摄与戏曲有关的照片就成了大城市照相馆的经营品种。
 
    随着“戏照”的流传，各个时期的优秀戏曲照片也随之成为戏曲爱好者和研究者传统的收集项目，在清代历史文献中，可随时见到有关记载，1897年，时居上海的学者孙宝瑄在《望山庐日记》中写道：“买得伶人‘三盏灯’者映像携归，此为余所赏而心醉者”。按‘三盏灯’是清末双盛合胜斑演员，名噪一时。由此可见，清代文人雅士清玩戏照成风。
 
    “戏照”是戏曲表演过程和场景的纪录，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曾给戏曲下过一个简单定义：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就是说戏曲是用歌和舞的形式表演故事。这里有三个关键词颇应注意：“歌、舞”和“故事”。歌舞是表演艺术展现形式, 故事是指已过去的事。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范畴里，搬演前朝的事，是文人避免影射之嫌常使用的一种表达技巧，因此戏曲在一定程度上是“古典形式”的再现，作为一种样式特征的中国戏曲和戏照，则突出展现出的美学意义也在于此。
 
    18世纪中叶，中国南北地方戏曲的繁荣发展，京剧（皮黄）逐渐形成，因此有“同光十三绝”、“清宫升平署扮相谱”等绘手戏曲造像和《大思志诚》一类“戏齣画”流传于世。及至清末，作为我国后来主要剧种的京剧艺术的兴起，谭鑫培，陈德霖、王瑶卿、杨小楼，时小福等一批京剧演员早已久负盛名，其中这一代演员中杨小楼留下的影像最多。自从照相流行后，这些戏曲界名伶便成为光顾照相馆的常客，据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一书说，清末北京的“戏子”都很喜欢照相，当时有个唱旦角的“戏子”，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光绪还曾向他索要过照片。可见当时戏曲照片盛行的情况。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发现的京剧演员照片和有关戏照及其他戏曲资料藏品，一些是原贮藏于寿康宫的紫檀木大柜中，朱家溍先生认为，“寿康宫在清代最后一位居住者是静懿皇贵妃（同治的妃），在这座宫中收贮着很多明清传奇、曲谱，因为她到民国年间还在世，所以还有很多新小说、剧本、剪报、以及许多京剧演员照片，看来这位贵妃是爱好戏曲的”。
 
    现在见到流传下来较早的一些戏曲照片，除外国人拍摄的照片以外，有1894年演员田际云、朱素云、路三宝中年时合影、1898年王瑶卿等人的《反串溪篁庄》戏照、以及著名旦角时小福1900年以前的便装照，都是中国戏曲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影像资料。此外，清末名丑，曾任精忠庙首（相当于戏剧行业工会主席）刘赶三（1817-1894）的戏照数幅，大约摄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以后刘赶三因在演出中借题发挥，抨击时弊，编戏词讥讽李鸿章“卖国”而遭监禁，因而刘的戏照又是中国近代史料的表现时政佐证。
 
    谭鑫培被誉为京剧一代宗师，老生泰斗。他晚年与杨小楼演出的《阳平关》戏照，也是北京丰泰照相馆所摄。丰泰照相馆1892年开业于北京琉璃厂，这家照相馆不仅擅长拍摄戏照，并在1905年摄制了三本戏曲电影片《定军山》，为我国自行拍摄电影之始。“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普及，戏曲照片更加多了起来。
 
    中国戏曲表演的组织方法和表现特征，是以主要角色（演员）为中心。由此，戏曲照片大致分为肖像类和记录类，肖像类照片又分为艺员戏装照和便装照，也称扮相照片和素装照片。记录类照片又分为演出剧照和艺员工作生活照，也称舞台照片和台下照片。以上是可以公开的部分。此外尚有艺员的私人照片，一般是不公开的。戏曲照片自从出现它的商品属性就与之据来。
 
    无商品属性的戏曲照片，则是票友的照片。票友是对能上台演出的戏曲爱好者的专称。“名票”艺术造诣精深，在戏曲界内外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名声。因此，对于研究者和收藏者来说，各个时期出现的“名票”戏照也不应忽视。诸如袁世凯次子袁寒云、红豆馆主溥侗、收藏鉴赏家张伯驹、生理学教授刘曾复、文博专家朱家溍、摄影家郎静山之父郎锦堂都有本人演出戏照存世。
 
    京剧表演大家梅兰芳（1894-1961）居“四大名旦”之首，出身梨园世家，祖父梅巧玲为晚清京戏旦角艺员，名列“同光十三绝”，有画像传世。就现在所的资料判断，梅兰芳是同时期演员中留下戏照最多的一位。10岁在北京广德楼登台那年即有便装照，另有一幅1910年的骑马照片拍摄于丽丰照相馆门前。梅兰芳一生拍摄的戏照无计其数，梅的秘书许姬传在《故宫梅兰芳剧照考》（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一文道：“我看到故宫梅兰芳的一批剧照，其中有一部分放在黄绫套里，外贴‘戏品’签条，据说这些照片有一部分藏在寿康宫。这些照片有一部分是在海王村（今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院）集萃照相馆照的，时间是1924年以前。”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时，曾事先将自己的各样戏照晒印了五、六千张带往国外，以馈赠友人和商业宣传之用。这些照片拍摄、制作精良，是中国传统戏曲照片集中流入国际影像收藏领域的事例。附带说明，梅兰芳晚年专门写过如何利用戏曲照片资料的文字论述。梅兰芳回国后，1933年美国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中国戏照也在征集之例。虽无准确报告，但仅此一例即可推断出国外公私收藏者收集的中国戏曲照片不在少数。
 
    早期戏曲照片的盛行，反应了照相术的进步和戏曲事业的繁荣。但是由于当时摄影技术等许多条件限制，照片的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首先不能到剧场戏园中进行实地拍摄，而只能利用日光在照相馆的玻璃棚或室外拍照，背景也多因陋就简，有时用一块白布，有时用照相馆的现成的布景，偶尔也临时借用别人家的庭院花园，因而既失去了演出时的气氛，背景与剧情也不相符合。再有限于拍摄场地狭窄，画面多显拥挤，人物也多失之呆板。但也正是由于上述缺憾，才彰显出早期戏照的鲜明时代特色及作品的原创性意义。
 
    上世纪30年代以后，电弧光灯等照明光源被大型照相馆采用，加之文化信息的流通，许多戏曲照片的用光造型受到好莱坞影星剧照的影响，从而逐渐摆脱了中国早期戏照的原始样式。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城市是旧时戏曲斑社演出最集中的地方，少数有实力的照相馆自备戏箱，聘用容妆师傅，以拍戏照为主要经营项目。这一特殊时期的戏剧照片虽然种类单一，但版本繁多。
 
    除了戏照之外，许多名角也都乐于拍摄一些便装像，或加上生活内容。如谭鑫培1900年前拍摄的“乘骡车拜年”，梅兰芳11岁登台时的“分身相”及1907年北京“富连成”科班学生的集体合影，现在看来都有价值。这些照片，大多数情况是由照相馆拍摄后，晒印成照片在市面上公开出售的。20世纪30年代，著名戏曲评论家徐慕云（1900-1974）“夙好皮黄，犹好袭藏伶影”。曾编辑了《梨园影事》一书，1928年1月由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出版。此书收集保存了清末民初一些非常珍贵的戏曲照片及著名演员的肖像，不仅当时大受欢迎，也为后来的戏曲照片收藏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原始参照，另有，许多名伶戏照散见发表在民国时期的画报和书籍。值得注意的是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戏曲照片贴册，这些集大成于一体的手工出版物，多出于戏曲研究的精深人士和戏曲照片收藏高手，如《清末民初女伶影集》即为此类。另有一部分为演员本人或家族的私人影集，这种私人影集多为名角所为，其价值更显珍贵。
 
    1950年代以后，随着国营剧团的大规模组建，国内各剧种大剧团都有专职舞台摄影人员编制，这些专职摄影师的作品质量更具专业性，并且在作品数量品种方面更加丰富。在名词使用方面，“剧照”一词比“戏照”更为人们所常用。“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独据中国戏剧表演舞台，舞台剧照也有固定的“样板”模式，甚至集全国之力由江青本人亲自策划拍摄和审查照片，石少华、张雅心、陈娟美等一批新华社优秀的摄影家则担当了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的拍摄。在摄影艺术上，这个时期的“剧照”几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而这批照片，也因其反映着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和艺术，而具有了较高的收藏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原版戏照存世数量不断减少，则愈显珍贵。它们作为中国自摄影术传入后百余年间所流传于世的照片，不仅为后来的戏曲研究提出重要的参考，同样也是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