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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艺术品这样一个特殊的市场，很多人都在探讨背后的决定因素，从梅摩指数这样的数字化指数分析，到书画瓷杂等不同投资门类的详细甄别，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其中的经济规律。实际上，全球经济的动荡究竟如何影响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还是要从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的自身规律寻找答案。我们的收藏市场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在久远的历史之中，隐藏着深刻的答案。
生辰纲的秘密
中国的古典名著，外国人阅读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但总有解决的办法，比如说，《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一段被翻译为《强盗设置的圈套》，很符合西方读者的胃口。可是，西方读者所能明白的恐怕也仅仅限于“强盗”们的手段，至于打劫的东西，在他们想来，无非是黄金白银之类的财宝，如果知道生辰纲的历史本来面目——花石纲，是一大批古怪的石头，一定会匪夷所思。
奇石收藏的癫狂状态，几乎就是宋代艺术品收藏的标志之一。宋代是中国历史的收藏高峰，同时也被视为中国古代艺术的巅峰时代，那么推动这一次艺术高峰出现的，又是来自哪里的经济力量呢？
《大科技》经济专栏主笔波音曾写过一本书，叫做《透过钱眼看中国历史》。他为本刊也做了精彩的分析。
他认为，宋代的经济是拉动型经济，比如说，要把太湖石运到京城，涉及的物流要吸纳各地的劳动力，其经济拉动能力十分巨大，而能够支撑这种经济活动，与背后的消费群体密切相关。
宋代是一个养活了很多读书人的朝代。读书人学而优则士，也就是做官，他们的俸禄支撑起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而这种经济消费能力，使得他们除了解决饮食服装以外，最终走向文物艺术品。
众所周知，宋徽宗工笔花鸟非常有名，特置翰林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京师。这个皇帝的喜好影响到官宦及读书人，他们的一些需求，如古玩字画，丝绸陶瓷，包括好看的石头等等，就成为社会风尚。说穿了，就是皇族经济和士大夫经济。
就在本刊组稿之际，《江南时报》刊发了一篇《“包青天”年薪过千万？》的文章，通过分析，说明宋代官员待遇极其优厚，由此也可以明白，宋代文物艺术品背后的推动力量是怎样的强劲。
而波音则指出，在拉动型经济以及皇族、士大夫经济后面，也伴随着另外一种我们熟悉的经济现象——通胀。
楮币，这是一个普通人不太能接触到的名词，它是中国历史上旧式纸币的别称，因楮皮可以造纸，统称纸为楮，故有此名。
宋代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朝代，但同时也是外患严重的朝代。在战争以及皇族的奢侈浪费的双重压力之下，习惯性的掠夺财富的举动也就随之发生。宋代皇廷开始大量印刷纸币，由于与之对应的金银铜储存量很少，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
按照波音的说法，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收税行为，印刷纸币的实质，就是用低廉成本的纸来买别人的成果，这相当于收别人的税。
宋代通过纸币的“收税”行为愈演愈烈，在推动文物艺术品的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通货膨胀使得整个纸币系统崩溃了，一个国家金融崩溃，在强敌面前，国家也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在我们的印象里所留下的，就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式的繁华。
在那个时代，商品经济意识逐渐渗透到了民众的文化生活。宋代孟元老《东京孟华录》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城市经济在宋代京城演绎得淋漓尽致。玉石赏玩、诗词、歌赋、杂技、戏曲、民间音乐、小说、书法、建筑等随着这个城市的口味高速发展。
管郁达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在评价宋代的这段历史时，他说，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宋代市民化特征非常鲜明。宋元年间，民间有各种书会，这些书会先生都是职业作家。宋代还出现了玉雕市场和专门贩卖玉器的商铺。市民成为玉器的玩赏者、拥有者，佩带玉器受到广大的市民阶层及文人墨客所追捧流行。这是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变化。宋代之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学创作，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但宋代商品经济的渗透，正在进入国民的闲暇生活，影响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
永不瞑目的朱元璋
史载，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生就一副极其奇特的相貌。通过现存的图像资料看，这一说法应该比较可靠。当然，令更多国人对朱元璋印象深刻的，是这个皇帝对于奢侈腐败的深恶痛绝。
比如说，他将贪官剥了皮，填上稻草，缝成人形，悬挂起来示众，很多人认为，这一方法在今天也可以参考使用。此外，朱元璋还力倡节俭。有人翻出了《南京太常寺条》祭祀孝陵的祭品单，看到上面列出的是韭菜、荠菜、芹菜、茄子、苔菜、竹笋、芋苗等农家土菜，即基本上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食谱。
朱元璋的节俭当然和他悲苦的青少年经历有关，按照波音的说法，朱元璋是放牛娃出身，他的经济理论是小农经济，他的眼中只有生产粮食和布匹的行业，认为这才是社会上最重要的，其他行业则可有可无。问题是，如果只有简单的粮食和衣物生产，那么，这样的社会相对来说就是停滞的社会，也不可能积累社会财富。
波音分析认为，明太祖的选择不只是一种个人偏好，而是基于当时的客观现实。明初经济萧条，货币供应不足，也就是通货紧缩。为了应对紧缩，明帝国也印了纸币，但发现并不好用。此前的宋、金、元等朝，都因为滥发纸币而造成经济崩溃，近在眼前的历史，让朱元璋觉得这个东西危害不小。虽然这位放牛娃出身的皇帝在管理经济方面没什么经验，但他很聪明，他看到这个东西我玩儿不转，那我就不玩了，我就先老实生产粮食和布匹。既不敢用纸币，同时铜币又少，通货紧缩与缓慢的生产也就成了社会基调。
在经济发展停滞的情况下，社会是温饱型的，闲情雅致也就无从谈起。这个时候，艺术经营活动和雅玩的气氛冷清。不过，朱元璋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很难料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旦经济的发条开始运转，其结果就不是剥皮实草可以控制得住的。
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明朝和国外经济联系就变得非常紧密。明朝中后期，由于地理大发现，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开发美洲大陆，他们找到了金矿银矿，疯狂开采。而在中国与这些新大陆开发者之间的关系是，西班牙人要购买中国所独有的陶瓷、丝绸、茶叶之类。
波音说，中国人对白银很认同，西方人就把美洲的白银一船船往中国运，用来换瓷器、丝绸、茶叶。美洲白银的到来，解决了明朝前期的通货紧缩，朱元璋的那套小农经济理念也过时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非常发达，有开工厂生产丝绸的，也有生产景德镇陶瓷的，等等。
明代拥有全世界最强的经济实力和最先进的产品。生活的富足，引发了艺术市场的勃兴，也引发了新势力的登场。
我国古代各阶层的社会地位，曾有一个“士农工商”的排序。在明代之前，商人确实是排在最后的，但是，到了明中后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变。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书画作为商品进行着交易，市场交易也造就了唐伯虎、仇英等画家。而富人通过购买书画获取文化身份及社会地位的认证，就好像犹太人——当第一代人为生活努力打拼的时候就希望下一代人能够受到大学教育或者进行文化艺术收藏。明代陈昌曾说“丝缰不受黄门控”，这是艺术市场出现的结果。
明代的艺术市场真的可以“不受黄门控”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管郁达告诉我们，明代有很多高手在民间，但是，这和明代上层的文化追逐密不可分。明中后期皇帝有书画的爱好，将民间绘画高手纳入宫廷，并有专门的书画收藏机构，而且明代的文官制度更是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赫赫有名。
随着官员士大夫与富人合流，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收藏高潮与文化艺术的高潮出现了。在这种潮流下，文人应酬转入茶楼，文人爱好也广泛深入民间。版画、春宫图、话本小说、长篇评书流通在茶楼街市中。很多明代书画家同时也是官员，文化修养也高，文人之间更是互相欣赏、交友、唱和，彼此互赠书画，表达仰慕之情。
随着书画售卖产生高额利润以及礼品型市场的需求，晚明书画一个重要的伴生现象出现了，那就是作伪。书画作伪现象古已有之，但在明代却愈演愈烈。在商业发达的扬州、苏州等地，书画作伪已经职业化，并出现了专门以作伪为生的家族。
书画市场的繁荣还催生了民间画手这一群落。明代一些文人在官场中所得俸禄银两较少，所以出现了弃儒从贾，以书画取酬或者以文取酬的新现象。文人的选择似乎也变成了两条路，正途科举做官，功名不成则靠写字卖画来赚钱。艺术氛围之胜，由此可见一斑。
明末，辽东战事吃紧，社会矛盾尖锐，民众税赋沉重，在大饥荒中因无法生活，起而造反。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当年朱元璋起事的时代。他无法想像明代的繁华与兴盛，但也许他看到了繁华后的堕落，这样的结局，也许会令他永不瞑目。
收藏背后的决定性力量
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当今收藏所最为看重的时代，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收藏以及艺术发展的又一高峰。从国家角度看，其时国力强盛，有能力做出好的艺术品；从个人角度看，皇室有文化之好，以皇权之威仪，追逐高品质的艺术品。不过，实际情况可能还要复杂一些。
正如波音所说，清代继承了明末的经济体系，并没有太大变化。满清入关后，开始满人很少，消耗也少，这样，民间经济得到保留，而且，明末西班牙人在菲律宾马尼拉地区多次屠杀华商（比如1603年和1639年的两次屠杀事件），曾导致白银流入中断。到了清代，屠杀事件的影响已经过去，白银再次流入中国，货币充裕刺激了经济发展。由于清代继承了明代发达的制造业，三大出口项目：茶叶、陶瓷、丝绸，全都恢复了，满足了欧洲人需求。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清前期出现了经济繁荣。
清代宫廷为了稳定其政权统治，罗致一些各种专业艺术家供奉内廷，还以变相形式笼络一些文人画家为其服务。“康乾盛世”里的艺术隆兴景象，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是宫廷主导的结果。不过，宫廷力量而外，清代商业力量对于文化艺术产生的推动同样十分强大。
波音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相对而言，做国际贸易的人总是比较有钱。如宋代的海外贸易造就了福建泉州。泉州有很多有钱人，很多阿拉伯人都到泉州来做生意。到了明清时期，做国际贸易的富豪也不乏其人。及至民国，一部分实干家的致富，也是将国外工业革命的成果转移到中国。
不过，明清商业力量当中始终发挥着重要力量的，还是官商结合体。其中对于中国艺术发展产生最重要影响的，首推徽商。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乱，南迁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过程。元朝战乱之后，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出现了分裂。蒙古人在今天的北京地区建立了都城，而当时的文化艺术中心则在南方的杭州。各地艺术家逐渐南迁，减弱了同皇廷的联系，同时，民间赞助团体的兴起，江南城市的经济繁荣，也使得书画艺术投向了商业的怀抱。
跨越明清两代的大商帮，如晋商、徽商，都是依托官方背景而富甲一方的。以徽商而言，其贾而好儒，雅好书画艺术，为书画家艺术创作制造了良好的条件。文人学子与徽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徽商的优厚待遇，吸引了大批社会名流及书画艺术家云集扬州园林。“扬州八怪”就是徽商赞助的最著名成果之一。
在明代，商人即使腰缠万贯，要光宗耀祖还得做官，但到了清代，尽管“红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也是诸多利益之源，但本质上讲，许多官商家族还是要借助政治手段来扩张经济实力。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就古代中国情况而论，一个官本位的国家，皇权是统治基础，国家的社会资源与经济命脉也都在皇权与官场下派生，所谓艺术的发生、发展也自然难脱其窠臼。因此，中国收藏与艺术的历史，经济并不能作为根本性原因使用，而要考察社会结构。
很多人认为，“盛世黄金，乱世收藏”，似乎从此前看到的历次收藏高峰，都是承平日久，经济膨胀的结果，但是，如果用社会结构分析的方式来看，文物艺术品的价格只和“士贾”的状态有关，只要“士贾”的力量能够发挥作用，文物艺术品的市场就会得到支撑，而不是总体经济的起伏具有决定性。
对以上分析最好的注解就是清末民初所发生的又一次收藏高潮。
随着清帝退位，宫廷式微，一场新的社会财富转移随之发生。今天我们收藏界已经接受了一个说法，认为收藏的机会发生于动荡时刻，如公司破产、家庭离婚、藏家去世等。清末民初所满足的就是这样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中国社会经济在这一时刻已经接近了历史最低点，乱世使得众多手工艺人无法生存，但是社会财富阶层却拥有着强大的购买力，宫廷流落的重要文物、顶级的书画名家作品，包括京剧等艺术形式，都在购买力的眷顾范围之内，因此不仅没有出现经济困局下艺术的崩盘，反而留下了一个个经典故事，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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