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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伯鲁是“关学宗传”柏景伟的关门弟子，“关学”宗师张载爱国重教、学以致用的思想扎根其心。清末国事日非，英、美、法瓜分在前，日、俄、德垂涎于后，中华民族势若累卵。1898年康、梁宣传维新变法，宋伯鲁即出而响应，躬与机密，半年内，由康有为起草，以宋伯鲁名义向皇帝上书的奏章就有10份，宋成为康梁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之一。事败被清廷通缉，宋伯鲁先避居意大利使馆，旋匿居上海3年，期间一度赴日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携眷归陕，门生故旧迎于百里之外。陕西巡抚升允向清廷请奏，致宋身陷囹圄。3年后获释出狱，伊犁将军长庚因慕其名，请赴新疆参与治理机宜。1911年10月西安反清起义成功后，秦陇复汉军兵马都督张云山请宋伯鲁参与军机大事，委其为兵马都督府参谋官。191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宋伯鲁精通诸子百家，旁通佛、道、医、星象之学，诗、书、画造诣精深，时人誉为“三绝”。其著述甚丰，有《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脉志》《西辕琐记》《地理辩证发微》《焚余草》《己亥谈时》《知唐桑艾录》《海棠仙馆诗集》《心太平轩书画论》等20种。
宋伯鲁精鉴定，富收藏。宋曾收藏北宋旧拓《怀仁集王圣教序》未断本，与友人所藏宋拓相较后，于未断本后题长跋，指出此本与友人所藏拓本有7处不同，且比友人所藏拓本时间更早。除书画、善本、碑帖、名砚外，因宋氏酷爱佛道，故佛道典籍占其收藏大宗。敦煌藏经被发现后，经斯坦因等人洗劫，所余运至北京，达官贵人争相求购，宋伯鲁曾购得精品数卷。陕西辛亥之役，甘军犯陕，1912年攻占礼泉后，宋之藏品遭洗劫。
宋伯鲁书画饮誉海内外，历来为藏家所重。上世纪40年代，日本《支那墨迹大成》中就收有宋伯鲁手迹。党晴梵，民国时期陕西之大学者也，其在《关中画苑及宋芝田》一文中说：“去岁至南京，所谓京市最著之文具店清秘阁、荣宝斋两家，皆代售（芝田）先生手迹。字一楹联需银十余元，画一条幅需银五十元，有时犹求之不得。”
宋伯鲁之书，纯出于帖学，乃二王、赵孟一脉。宋伯鲁少习欧阳询《皇甫诞》、钟绍京《灵飞经》，后习赵孟《道教》《龙兴》《虎丘》，兼习《定武兰亭》，旁涉阁帖，复涉宋明诸名家。在精研晋、唐、宋、元、明诸多大家后，宋代独推赵孟。他在《心太平轩书画论》中云：“积之既久，始恍然，二王之后，断推松雪翁为集书学之大成，余子各得会稽乔梓一体耳。”并认为“右军以后无草书”，对张旭、怀素颇有微词：“颠素以降则奔逸太过，所谓‘惊蛇走虺势入户，骤雨旋风声满堂’者，不免堕入异趣矣！”亦不喜柳公权书“剑拔弩张之势”。宋伯鲁是硕儒，追求的是“中和之美”。以帖学为正宗而不染魏碑者，在宋氏之后亦不乏其人，如白蕉、潘伯鹰、启功等人，其书“郁郁乎文哉”的内美又有几人可及？宋伯鲁虽持论偏颇，但确是二王一系优秀传统的忠实继承者。
宋伯鲁晚年最大的贡献是主持修纂《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他任陕西省通志局(馆)总纂、馆长，主持续修《陕西通志》，亲自制订大纲，选定修纂人员，严审各卷书稿。自1923年始修至1934年印成，历时10余年，全书分28门类，汇集为120册。不幸宋于这部陕西大型志书出版前的1932年8月7日病逝于西安，享年79岁。宋伯鲁逝世后，通志馆筹办丧事并停止办公3日以示哀悼。陕西省各界人士杨虎城、邵力子等名流及各团体送有挽幛，国民政府要员于右任、戴季陶、焦易堂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致哀。国内各大报纸如《中央日报》《大公报》《民国日报》《新秦日报》等刊载丧事消息与纪念文章。出葬之日，土地庙十字一带挤满送葬人群，自南门以至八里村，辄见路祭香案。坟在长安韦曲镇四府村。
党晴梵在《关中画苑及宋芝田》一文中云：“宋芝田先生巍然一老，如鲁灵光，八十犹健，文章书画不减当年。忽闻于昨捐馆，实令全国艺苑减色，固不徒陕西之不幸也。”又撰一联挽之：“谏垣封事，边塞从军，平生夙抱安危志；皇子陂荒，海棠馆冷，老去空教书画传。”盖言宋伯鲁以政治人生始，以学术与艺术人生终，虽不悲壮，却令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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