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英
“时流”两个字，拆开了就是时尚和潮流。我想它该是肤浅和浮泛的。国画界的“时流”，早些年，有人概括为：“常习于已成，趋风于众慕。”前者是模仿古人，下笔就是古人的程式，并且大模大样地自诩为继承传统，其实已丧失了起码的艺术感觉；后者是追随洋人，满纸都是洋人的观念，同时装模作样地宣称自己创新开派，其实已没有任何理路可言。两者的方向相反，而且自为格局，势如水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得皮相而入时流，与传统和创新毫无关系。 我想，进入传统和创新开派其实是一回事，或者说是一事而两步，哪一个都不能丢，丢了一个其实也就丢了另一个，真有传统者总想为创新开路，真求创新者不会拿传统祭刀。 人们一提传统，就只讲民族本位；一讲创新，就只提西洋东洋。我总觉得这是个天大的误会。不同的文化背景，自有不同的传统，也有各自的创新，它们发生碰撞、互相影响、彼此融合，就会形成一个大传统，产生无数新造。当然，这中间有一个“体用”问题：立足本民族之体，巧取东西洋为用。作为一个中国画家不应该顾此失彼，而应该从容对待，既不画地为牢，也不盲目追随。 我的这一思路，既是对时...
上大学时，一次上体育课，老师要求我们围着学校跑四圈，大概太嫌单调了，同学们无不抄近道插过去，只有我跑完了全过程，大家因此笑个不停。 我知道，他们笑我太“滞气”。 有什么办法呢?天性如此。 《世说新语》中“访戴”的故事令我喜心拜倒：王子猷居山 ，大雪之夜，酌酒彷徨，忽然想起远在剡溪的戴安道，于是乘船 访，“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他似乎同样“滞气”他回答：“我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真使我大有异代知音之感，这不正是与“滞气”相对应的“灵机”吗?我悟到王子猷走一夜和我跑四圈恰恰是殊途同归。正所谓，躬履清蹈，自然而然，都是“无所为而为”;都不轻弃对一个行为过程的认真体悟而不看重其结果。 小到类似的行为，大到艺术劳作，乃至整个人类生命的循环，最艰辛也最幸福，最平淡也最隽永的，都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所以，在今天，取得一些成绩，听到某种夸奖，我便不会高标自置，而总是低下头来，敛神以静，萦怀的仍不外是过去种种，...
绘画对我而言也许是一种天性，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它。那时只要有个纸头，就要画上点东西。小时候家里穷，哪有什么纸张供我画画呀！母亲为维持生计给服装厂做外加工活，盛扣子的小纸盒就成了我画画的宝贝疙瘩。虽然父亲总在家里写文章，有稿纸，但一张都不许我们用，因为那是公家的。 四五岁时，随母亲上街，回来总是把看到的东西画出来，什么马拉车、汽车、电车、桥梁……尽收笔底。有一次母亲说我画的电车不对，说人家电车的连杆是弓形的，而我却画了两个小辫子。我辩解到：有轨电车是弓子，无轨电车是两个小辫子。可见，我是很注意观察的。我家临街，常见有马车过往，我把马画得像模像样的，于是大人们都夸赞我。哥哥也跃跃欲试，画了个毛驴，结果把驴头画成了人脑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种画画的天性也许是有些遗传的，祖父就会画画。小时候我们家挂过他的画，至于好坏就无从判断了。他写得一手好字。我姐说，她写大仿（描红）都不用买字帖，而是由爷爷给写帖。不过因为爷爷在乡下老家，不和我们一起生活，对我画画也没有直接的影响和帮助，我想大概就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 1964年，在天津“石墙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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