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汪庆正，大家都公认他是位陶瓷研究专家。他这个专家包含着三层意思，一层是对某件具体瓷器真伪的鉴别，另一层意思是对陶瓷理论的研究，还有一层意思是对古窑址的发现。这三方面的学问在汪庆正身上得到统一。汪庆正腹中还有一门学问就是对碑帖的研究。远的不说，即从他对海外归来的《淳化阁帖》的研究，确定它是现在存世的阁帖中最好的本子，毅然拍板购回，不只是魄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帖学研究上的功力。对这部阁帖虽有歧议，但还没有人能推翻汪庆正的鉴定结论。汪庆正腹中还有一门鲜为外界所知的学问，那就是对古钱币的研究。而在古钱币研究领域中，他却是备受推重的学问家。在他住院期间，笔者前往探望，他还摇晃飘洒着华发的脑袋，颇有感慨地说：“我的研究对钱币用功最多，算是第一，治碑帖之学是第二，瓷器研究算第三。不过和老一辈学者相比，我这些都是小儿科。”在治学上，汪庆正总是有着内在的谦虚，所治的钱币之学不就是藏而不露吗？
生活在积淀深厚的古钱文化土壤中
谈到对钱币的研究，汪庆正说：“在钱币的研究上我可以说是花了大半生的精力，用的功夫最多。”他还是中学生时就开始玩起古钱了。
汪庆正出生于苏州名门，家中颇有些收藏。但是在这方面，他是很少谈及的。只是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他的夫人突然露了一句，他们的儿子周岁生日时，祖父送给孙子的礼品是一箱青花瓷器。不过，在1948年，他考的却是东吴大学法学院，而不是和文物有关的历史或文学之类的系科。1949年之后，法律已经避时，他又转学经济。1952年毕业时国家分配，他如愿以偿地进了上海市文管会，干的是行政工作。对钱币的研究虽然是业余的事，但毕竟是在文物机构，近水楼台，使他接触到更多的实物，他自称是“学业成绩突飞猛进”。
对古钱币的收藏与研究，在中国也算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了。但没有脱离股掌间的赏玩之学。清代乾嘉之后，很多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不过还是停留在出版图录等资料的收集上。上海这个地方对古钱的收藏研究土壤深厚，晚清之后到20世纪40年代，许多钱币收藏研究者萃集在这里，如丁福保、张叔未、袁寒云、宣古愚、罗伯昭、郑家相、张絅伯、戴葆庭等，他们创办钱币学会，出版刊物。汪庆正在文管会工作时，和他们中还在世的藏家多有往来。他们的藏品又大部分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汪庆正在这片土壤中对古钱币的开拓与研究，那是前人所无法具备的古钱文化丰厚的环境。汪庆正极为珍惜这样的研究环境，他说：上海博物馆古钱藏品丰富，这是我进行研究的先决条件。但是，研究先秦货币，需要多学科的配合，涉及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史料学、金属工艺学和钱币学等等，而且必须有正确的货币学的理论指导。
笔者问过汪庆正：你所说的正确的货币学的理论是指什么？汪庆正回答：“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货币为基础对社会形态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在研究钱币的过程中，我前后把《资本论》读了三遍，此外还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认为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讲了货币的五种功能，对货币的分析是全面的，也是最权威的。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有的也讲了货币，但却是东一点，西一点，没有系统。中国搞钱币的，大多数只是为了收藏，停留在观赏和鉴别上。我是想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货币史。”
大气综合与细镂剖析相和谐的学问
无论是读汪庆正的有关钱币的学术论文，或是和他交谈，我都感到他是个思维敏捷的学者，他善于用考古发掘的新材料，来探讨回答前人研究中留下的疑难课题，很快就形成新的思想，建构一个别人难以逾越的学术构架。1957年，他写了一篇《关于我国货币发生和发展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经过两年的思考，1959年才拿出来在《考古》杂志上发表。文章不长，但提出货币发展比较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即是中国货币发展从没有货币开始—→物物交换—→实物货币—→金属称量货币—→金属铸币。现在中国研究货币都是沿着这条线进行的。1988年，汪庆正主编《中国历史货币大系·先秦货币》在“总论”中对这个研究构架又作了进一步完善。
在以“贝”作为主要实物货币时代，汪庆正提出猪、牛、羊及谷类也是作为实物交换的。到了金属铸币普遍使用的战国时代，墓葬中各种类型的仿制贝，应该是装饰品，而不应该是货币了。
汪庆正有细致的学风，能从极细微为人们不注意之处做出学问来。在金属称量货币的研究中，除了应用文献资料，他从金属称量币的重量变化，提出了历史断代或王朝的兴衰问题。有趣的是，从金属币重量，他提出古代官吏的贪污问题。
在金属铸造货的币中，对布中的空首布、原始布与工具铲、早期空首大布、早期平肩空首布、耸肩尖足空首布、斜肩弧足空首布以及平首布，汪庆正不但回答了前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给以后的学者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诸如中国金属货币制造的确切始铸年代、各种货币的演变序列及其纵横之间的关系、涉及先秦铸币的有关形式以及币面文字的释读等等。
刀币向来是古钱币研究领域中的复杂问题，如莒刀、齐刀、燕刀、赵刀等，其始铸时间、铸造地点、交换手段及流通区域，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前人著述常因资料的局限而产生某种误解。汪庆正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都一一进行梳理，一方面纠正了前人之误，另一方面就是提出新的见解。读了他的论文，方能体会到他既有高屋建瓴的综合能力又有精心的细镂剖析的功力。
三孔布是战国布币中极为特殊的品种。虽然在清初尚龄在《吉金所见录》中开始介绍给世人，但多少人能见到传世之品。到清末民初，因其稀见而价值昂贵，且伪品传世甚多，真品罕见，拓本亦少。广州王贵忱编的《三孔币汇编》于1984年出版，算是三孔布拓本最多的了。
关于三孔布的研究，除了裘锡圭《战国货币考》一文是对三孔币面文字释读一次重大突破，而铸造三孔币的国别及铸造年代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1984年，汪庆正赴日本，考察了东京银行收藏的三孔布，1985年即发表了《三孔布为战国中山国货币考》一文，对三孔币面的文字加以释读，并结合历史地理学的知识，考证了中山国的历史疆域及三孔布上记载的地名，论证三孔布是中山国货币，进一步确定三孔布铸造年代应属公元前四世纪。
在“布”“鎛”两字相通的考证中，同时考证人死之后，其朋友往往送一笔钱，作为“奠仪”。在古代称为“赙赠”，亦即“鎛赠”。可见，中国对丧家的赙赠是非常古老的。在实物货币时期，赙（鎛、布）用来作为建墓挖坑时的铲土工具，赠给丧家应该是最实用的东西，在金属称量货币时期，铜铲不仅可以使用，而且是财物。这样对古钱和民俗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是饶有趣味的。
汪庆正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卷·总论》、《“半两”考异》等论文，在先秦货币的研究上都有新的突破。在《“半两”考异》一文中，除对“两”字的含义的变化作了有趣的探索外，还提出了“半两”和衡制的“两”联系起来始于何时等难题，给他人留下了新的研究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