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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高名潞:动荡年代中风景是无名的历史

            访谈人物:高名潞:

          无名画会,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第一个前卫艺术团体,也是“文革”期间直到现在最专注于描绘北京风景的绘画团体。名称来自1979年7月画会第一次公开展览,意在“没有任何一个名字能代表画会”。主要成员有赵文量、杨雨澍、张达安、石振宇、张伟、李姗、马可鲁、史习习、郑子燕、韦海、王爱和、刘是、田淑英等。人数最多时达20余人,作品主要有风景、静物、人物写生,成员画风各异。
          定位无名画会
          没有大师却极有价值的画会新京报:正如你论说的,无名画会在“文革”中是边缘,之后也继续是边缘,始终在艺术界主流体制之外,这是因为没有话语权,或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性格,他们好像有前贤隐逸的气质?
          高名潞:对,他们一直比较边缘,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革”美术是主流;到1978年改革开放,学院派成为新主流艺术;在80年代中,更年轻的艺术家在85美术新潮运动发展起来。
          这些年,无名画会始终继续他们那种个人的方式,不随波逐流。这当然和美术界的权力话语有关系,因为他们不是学院派,也不在主流,没有话语权。他们确实有一些隐逸的气质,更注重艺术的纯粹性,追求艺术上的自我完善,他们习惯于把自己放到边缘的地方。
          新京报:可即使“无名画会”进入历史书,很大程度上也只能以集体的名义,而缺乏风格明显的“大师级人物”。
          高名潞:“无名”在文革中的存在本身是对所谓主流或大师的一种蔑视、批判和颠覆。
          任何现代主义绘画都要追求成熟的风格,而无名画会的画家并不在乎成熟、定性的风格,注重的是此时此刻面对大自然的真实感受,这种东西是个人化的,某种程度上说是反风格、反现代主义的。他们中没有大师,但是,那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我想如果有的话,赵文量在“文革”中有可能是一个大师。但是反过来说,中国20世纪艺术史上的有些“大师”其实并没有原创的方法论,这些“大师”很多远没有早年那些艺术集体和群体有理想。所以,其实“大师”现象是一个权力话语系统的产物。
          解析北京风景
          “小的是美好的”再现历史新京报:无名画会的画家基本是北京人,画的也都是北京的风景,能说他们是一个地域性的画派吗?或者说,他们和北京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高名潞:他们画北京的风景,有北京的地域性,北京这个地方既有皇家园林、也有自然荒野,这些不同地方的关系也值得研究。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是北京的画派,人们也称他们是玉渊潭画派。就像印象派画巴黎。但是,印象派画的是充满新型中产阶级生活的都市景观,而“无名”则把都市画成没有人迹的乌托邦田园。所以,不能因为他们的风景有地方性就说他们是地方画派,他们的这种边缘绘画和艺术观念在“文革”中是有普遍性的。
          他们画风景有不得已的原因,因为“文革”中他们不画风景就没得可画,而且要不断转移地方,一会远郊、一会公园,一会故宫,这也很有意思,可以看出当时时局的变化。所以,我说,“无名”的画是“风景非景”。它不但是“无名”的历史,也是社会的再现。
          新京报:可能画风景本身就局限了他们成为“大师”,因为全球性的当代艺术注重的是和社会的一种关系或者对应的解释。
          高名潞:应当说,全球化时代的艺术注重流行化和时尚化,要人们一下子看懂,看明白。但是,我看西方的当代艺术其实在注重视觉化的同时也很注重观念和哲学,本质上还是精英的、批判的艺术。不像中国当代艺术这么通俗化、流行化和市场化。当然,“无名画会”的观念和当代艺术的特点有抵触,它有更多的传统文人画因素。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大的要命,在视觉上压迫你,而无名画会则是“小的是美好的”,题材也无足轻重。
          新京报:如何理解这种“小的是美好的”?
          高名潞:无名画会的作品每一个局部都画得到位,要意境的深度,这实际上是古典的美学追求,他们不是要用视觉冲击征服你,而是用整体的意境感化你,他们想用画框把画和周围的环境隔离开,带观众进入小小的画面中仔细品味、体验。
          我并不认为“无名”的美学观念都有当代意义,但是,我认为中国目前缺少精英艺术,流行时尚泛滥、媚俗泛滥。
          包括美术中那些艳俗的“大脸画”。看看《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比好莱坞媚俗得多。所以,精英的、边缘的、小的、真正探索性的,发出知识分子声音的东西在全球市场化冲击下的中国是需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发掘现世意义
          边缘化可能是新艺术的希望新京报:80年代后期,无名画会开始解体,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高名潞:在边缘的时候,虽然松散、自由,但有一种凝聚力。1979年他们办画展时,之前的压制不存在了,这时需要一个名字了。从“无名”变成“有名”,一旦和大众开始交流,就已经不是先前那种创作状态了。另一方面来说,也因为80年代大家展览机会多了,交流的机会多了,这个时候年轻艺术家也有机会到国外去,也有人找到新的工作,等于是走向多元化的发展,以前那种纯粹的艺术创作状态、环境就消解了。
          新京报:你认为未来还会出现“无名画会”这样的团体?
          高名潞:有可能,因为当艺术体制特别膨胀的时候,一些反叛的艺术家就会出现,拒绝这个体制,就好像上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观念艺术一样。现在的艺术市场太厉害了,简直无孔不入,艺术家看上去很自由,但是在商业画廊和体制内的美术馆不断走向共谋,并钳制着艺术家的时候,艺术家在精神上反而没有真正的解放和自由。所以,边缘化可能是21世纪新艺术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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