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春节，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元代瓷器立粉五彩装饰的文章，试图对元瓷的装饰问题进行一些研究，受到内行的鼓励。现在对一件元末明初蓝釉红斑双耳杯(图1)谈点看法。从器物的造型和特征来看，应该是元末明初的东西。这是一只10厘米左右的蓝釉红斑杯，在霁蓝釉的底色下，有几块十分鲜艳的釉里红斑块。敞口丰腹，高足外撇，圈足无釉平切，外底中心有乳钉，杯底部有少量的洒釉；胎土呈白色，质地紧密；全杯施高温淡蓝釉，釉色发灰，不均匀，垂釉严重；杯的双耳堆贴而成，两只螭龙匍匐于杯口两侧，龙头内探，龙口衔杯沿，长尾缠盘于杯体中腹，灵动别致。螭龙头、颈、腹、尾四处分别施有红彩，应该是釉下铜红彩。高温下的铜红彩，向蓝釉之下晕散开去，恰似几抹红云辉映蓝天，双色交辉，美不可言。此件景德镇出土的窑址残品虽残犹珍，值得探讨，对于元末明初的釉彩研究应当是有意义的：第一，元代景德镇陶瓷从已经发现的釉装饰品种来看，有多种，釉里红(图2)，青花釉里红(图3)，红釉(图4)，红绿彩(图5)，戗金(图6)，立粉五彩(图7)，蓝釉金彩(图8)，蓝釉白花金彩(图9)，蓝釉白花(图10)，孔雀蓝釉、孔雀绿釉(图11)。至于其他窑口，如磁州窑的元代产品中，釉装饰另有特色，恕本文不再涉及。从现有发现的景德镇的元代陶瓷工匠在陶瓷釉装饰方面的确是推陈出新，令人敬佩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只蓝釉红斑双螭耳杯，则是蓝釉工艺和釉里红工艺的结合，辅以堆贴工艺(算胎装饰)，应当算是元瓷中珍品。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有一只外蓝釉里红釉的云龙纹碗(图12)，它是把蓝釉和红釉分别装饰在碗的内外侧。而我们这里介绍的双耳杯却是以铜红呈色剂先涂在瓷胎上，然后罩以钴蓝釉，入窑高温烧制而成，难度自然要比那只云龙纹碗大得多。
元代时蒙古族入主中原，蓝色是蒙古民族喜爱的颜色，元代宫殿常用蓝色的玻璃瓦覆盖，宫廷庆典也多用蓝色织物。在蒙古人的哈达中，除了白色即是蓝色。鉴于蒙古民族的尚青尚蓝，蓝色即成为元朝的流行色。
陶瓷中的红釉是用铜作为呈色剂，并与釉料相混合的铜红釉料，它直接涂于瓷胎上，经高温烧造而成。铜元素在高温下容易散发，所以技术难度大。
釉里红同样是以铜为呈色剂，在已成型的坯体上绘画纹饰，然后施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白地红花或红地白花瓷器。有学者认为，红地白花或带红斑者应属于红釉瓷器。叶佩兰教授认为，标准釉里红和白釉铜红斑都应归于一类，即釉里红工艺。但她没有提及在蓝釉下的铜红斑是否属于釉里红，这一点我以为姑且把蓝釉也作为一种底色釉，在上蓝釉之前先以铜红料呈色剂在瓷胎上描绘，可以想象烧制难度是十分大的。因为蓝釉的烧成温度与红釉的烧成温度和对窑室气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两种釉色应当要两次焙烧，这更是工艺的难点，我想这正是蓝釉红斑瓷器为何稀少的原因所在。
我仔细观察过这件双耳螭龙杯的蓝釉与红斑的交界处浸染状况。要弄清楚是“蓝”在上还是“红”在上，从四十倍放大镜下观察，我的结论是“红”在下，“蓝”在上，依据有二。其一，红釉下是瓷胎，从破损的断面看去，极像红蓝相交又相离的鸡尾酒，“蓝”酒在上，“红”酒在下，中阶层有分隔也有浸染。其二，我发现“红斑”处有奇怪现象，一是气泡大而亮，二是冲出蓝釉面的“烂”泡特别多，在非“红斑”的蓝釉区则没有上述“大泡”和“烂泡”现象。什么原因呢，经请教化学老师，氧化铜与氧化钴两种化合物在同样的理化状况下，“铜”易活动，稳定性“钴”要强过“铜”。对了，听烧窑师傅说过“铜红”釉不好烧，很易烧“飞”，大概与氧化铜的“天性活泼”有关吧。
由此来想，有釉里红斑处气泡“大”而“烂泡”多的现象可以理解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要弄清楚，即元代景德镇是如何烧制色釉釉下彩的。
我想起宋元磁州窑烧制绿地黑花(即绿釉釉下黑彩)(图13)有两种方法。其一，在白地黑花瓷胎罩透明釉后高温烧成，再罩一层绿釉，二次入窑低温焙烧而成。第二种方法，是在胎上绘黑花后不上釉，素胎高温烧成，然后在烧结的胎上直接罩绿釉，二次焙烧而成。
景德镇的元代工匠仿效磁州窑工艺，是极可能的。但用的是第一种方法还是第二种呢，不得而知，但依我看，多半可能用第二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