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的是，米尔斯已经发出某种警示：今天知识分子正在被某种替换性的政治权力之手牢牢控制，这些对精神自由进行伤害毁灭的隐形之手往往在知识分子意志最为薄弱的地方施展其钳制策略，扼杀那些正处于苗头阶段的抗拒意识。就中国当下文化情景而言，到处都是暗藏非人性政治权力的魔影，它的存在使我们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也因而无法遁入超然无私的客观性或超验的理论的领域。因此，在中国特定的文化政治语境状态中，必须首先发展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抗拒意识（a resistant intellectual consciousness），才能成为当代艺术家。
这种抗拒意识其主要的表征就是拒绝国家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指令原则对艺术创作的控制，无论这种控制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强制性的或者是诱惑性的。就当代艺术独立性精神意识而论，这是一个基于民间立场的真正知识分子的意识构架上的否定性的“基本方法论”。唯有此“方法论”才可以避免当代艺术沦落为国家主义文化贴面；才能防止被狭隘的新文化民族主义利用为在国际上招摇过市的开路先锋。如今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确弥漫一股新文化民族主义恶臭风气。去年法国退展事件是这种风气的具体展演，其最佳的借口是所谓爱国主义精神之表现。然而，我要问，什么是爱国主义精神？就中国政治权力结构形态下的国家概念并非是一个居于中性的概念，而是与执政党派原则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集体权力所指。在这种原则下，爱国就是要爱政府，爱政府就是意味着要爱党，而党被极权主义论调替换成民族的代言。因此，爱党就是爱民族，反之，爱民族就成为爱党的标准。而民族这个概念已经被党的大一统现代模式分解成群众概念。而群众运动则是极权主义政治运动的核心动力。它来源于两个“历史必然性”的意识形态：其一，是将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之间的经济斗争，其二是将历史解释为各个种族的自然混战。两者都强烈地吸引了广大群众，能够取得国家的支持，成为官方的国家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