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平： “四月影会”当年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潮流，它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组织。我认为它是一种现象，是一个矫枉过正的事物。在70年代后期的时候，一个新的思潮正在酝酿，我们那时肩上承担一个任务，感觉有责任，我们就跳出来，为了表示我们对当时的“四人帮”的政局、甚至也包括对摄影界现状的不满。当时我们觉得，摄影负责新闻纪实之外还应该有艺术的功能，这个功能大大被忽略了，所以我们觉得有责任伸张这个东西，来提出摄影的艺术功能。
王立平：为什么“天安门事件”的这些参与者，最后转过来再“好汉不提当年勇”，完全在艺术的领域进行这些？我想看来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是一种必然。这些青年有一种历史的担当、文化的担当。尽管在当时，我们并不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做什么，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但是这些人，从他们参与“四五”的这种忘我、无我的境界中投入，我觉得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担当。刚才王志平说的几个不：不拜神佛、不辞重任、不谋私利等等，概括了那一代人在那时候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无论是艺术家、摄影家，最终关注的还是“自然·社会·人”。至今如此，将来也是这样。但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叫“四月影会”？这些人是在“天安门事件”中，大家相会在天安门、相会在四月，我们相知在四月，也相交在四月。四月恰恰是春天，春风扑面。既然寒风在背，我们这代人就是面临这种历史的关头，概括了这个时代，也概括了他们的心境。
“四月影会”的这种追求，不仅仅是摄影现象，更是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在社会的变革中，如果说人们是从政府的宣言、党的政策知道了改革开放，人们从柴米油盐中感受到改革开放，人们更是从文化、音乐、舞蹈、小说、摄影中感知改革开放。所以我觉得，“四月影会”也是改革开放的一支报春花，我很希望、很高兴大家记得它。如果大家从中还能得到一点启示的话，就对得起曾经跟我们一起战斗、如今已经不在人世的朋友和前辈。
李晓斌：第一年在中山公园的展览，之所以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反响，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当时历史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恢复，说摄影原来是什么。第一年除了恢复形式主义要求和审美以外，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很有分量的东西。如《上访者》，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和现实是极其吻合的。另一个就是叫《北海 中海 南海》，实际上有一种象征主义的说法，一种对比，高层跟人民的关系。还有一张作品，题目叫《妻》，一张非常平实的照片。当时我们“四月影会”的朋友说，王立平还把自己老婆的照片挂出来，当时还有这样的声音。在今天看来，它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他能够把自己家庭的一个生活照，展示出来，他还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回归，这里面有情感的东西。实际上像我刚才举的这么几
张照片，在“四月影会”第一年里，像这样的照片，它也是让观众非常喜欢的一个原因。因为它除了一些风花雪月、一些形式主义以外，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包括对后来的摄影的导向，我觉得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也许社会、或者人民太需要对形式主义这种美的恢复，所以恰恰忽略了另一个方面。
从今天来看，什么是“四月影会”的精神？我觉得“四月影会”的精神，它要求的是自由，当然我们做的是从艺术上的追求。还有，是一种反抗的，属于对文革、或者文革前，对当时艺术形式的一种反抗。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自由的和批判的，这种精神的东西。
罗小韵：“四月影会”之所以没有被封杀，我觉得有很多的因素在里头。
第一,“四月影会”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四五”摄影者，实际上是对“四五”精神的延续。虽然主题不一样，但是实际上都是被文化大革命禁锢了的，用不同的主题来反映一种现象。另外,“四五”摄影和“四月影会”这些人，当时的政治立场，跟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当时中央所提倡的解放思想是一致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再一个，得到了很多当时身居高位的中央领导的支持，当然“四月影会”很多成员的父辈都是直接的支持者。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四五”对文革的批判精神，跟当时党中央倡导的解放思想是一致的，这个是我们立足不败之地的基础。
龙熹祖：如果说，“星星画会”在艺术界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那么“四月影会”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是”还非常猖獗、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向艺术界、文化界和社会发出了第一声春雷。 “四月影会”刚才王志平说，意思是逃避政治。我说，刚才的发言已经说明了政治意识形态不可逃避，逃不掉。我觉得中国摄影的生命，它的命脉是两个：“四月影会”和“四五”运动摄影。不仅仅是“四月影会”，“四月影会”的骨干、主要成员，包括王立平同志等等，都是“四五”运动过来的，都是“四月影会”、“四五”运动摄影的英雄好汉。我就纳闷，当年风华正茂的这些小青年，在当时情况下，不管家庭背景如何，是工农大众，还是高干子女，你们哪来那么大的勇气？我一直琢磨这个事，一直到今天，我都琢磨不透。王实味怎么丢的命、张志新怎么丢的命？你不怕？所以鄙人对当时这些小青年，充满了敬意，至今依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