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瞥见那不可言说的神秘超验之物……

在我看来，9·11作为二十一世纪开端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引领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中对信仰这个问题进行追问。简言之，鉴于科学理性主义和世俗现代性在二十世纪已取得全面胜利，因此也许这个问题已不必从“无信仰”这个角度去考虑。与尼采“上帝已死”这句话恰恰相反的事实是，我们远非生活在一个无神的宇宙，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句——“上帝若不存在，任何事都是合法的”——的理解语境则需要超越韦伯的多神论：不仅古老众神争斗依旧，在宗教运动、宗派群体以及更松散的由个体组成的信徒网络蓬勃兴起的现象背后，新的神也随之激增。诸多新的神——包括世俗权威——规定和指定什么可为或不可为，其中包含使用暴力手段实现宗教或道德目标。善妒的众神为俘获信徒的虔诚而互相激烈争斗，信徒则须证明他们对神的信仰纯洁，如此一来不同宗教群体怎么可能共存相安？且不说达到相互理解这一更高目标，避免冲突的最低基准是什么？

当代情境远远超出了韦伯关于泰坦诸神交战的隐喻。一度，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似乎标志着二十世纪浩大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结束，它最后以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对极权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然而，9·11事件所揭示的却不是一个两极世界走向由超级大国霸权支撑的全球新秩序，特别是美国，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巨大，同时拥有塑造全球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尽管全球化催生了想象的文化均质化，9·11事件则例证了信仰体系普遍呈碎片化的趋势，变成在我们看来似乎永无止境的信仰过量现象，这些信仰彼此不可通约，互相无法妥协。顾名思义，信仰的体系应是连贯一致的，并带有一种权威性的灵韵。一切都破碎了，所有的连贯一致性都消失了，信徒又该向谁或哪里求助呢？矛盾的是，在这个不确定的新时代，一种庸常的反应却是继续在信徒与无信仰者之间，在真实信念与其它一切之间，再次强调一种互不妥协的两极对立。

因此，信仰这一展览主题提出了很多议题，并对艺术打开了诸多介入的可能。从这方面来看，在此强调一下人类学教授杰弗里·本杰明（Geoffrey Benjamin）于2006年10月26日在南洋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和媒体学院组织的主题为“信仰”的公共研讨会上所作出的一个基本区分，会对理解本文观点有所帮助。参照过去几十年关于社会理论及宗教的研究和文论，本杰明教授做了如下区分：一种是信仰（或多种信仰），它是表述清晰的一系列主张；另一种是信仰行为，“我们不知不觉参与其中的行动”。必须注意此处的“辩证法”，即“我们同时既是行为者也是我们行为的承受者”，他说：“我们可表述的“信仰”是我们后来生产的主张，这么做的企图是为了在他人面前将此时身处这些行为中的我们所经历的体验合法化或合理化。”因而宗教与其说是一套信仰，不如说是把信徒与非实证的存在或者非实证的领域以一种“象征性的凝聚模式”互相连接的“交往行动”。因此，在本杰明教授所举证的基督教圣餐仪式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宗教旨趣的两种模式的比较：一方面，天主教徒把面包和酒“变质化体”为耶稣的肉和血，当作“真身临在”来体验；另一方面，新教徒将这一仪式理性地转化为一种象征性的纪念举动。

换句话说，就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中的“意识形态”或“宣言”来说，对体验的清晰表达或概念化促进某种“教旨”或“教条”的发展。我发现本杰明教授所提出的这一区分，对理解新加坡双年展参展艺术家提供给观众来体验的艺术参与行为而言，十分有价值。它使我明确需要进行一种转变，从过去把信仰当做一种“主义”或一套“主义”来研究，转而把信仰看做一种位处时间和空间中的人所经历的行为或动态过程。其实，这一区分还暗示出艺术与艺术创作之间存在一种与之平行的区分。本杰明教授在演讲中也提到这点，他说艺术（我认为这里他指的既是“艺术创造”也是“艺术欣赏”）“必须包括主动情愿地将自我注入艺术客体或行为中”。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东西可以从“主义”这个角度表述——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二十世纪艺术史提供了一份长长的艺术运动清单，其中包括，例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结构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社会现实主义、观念主义、极简主义，还有感官主义。但是，既然我们有必要在理解当代艺术运动的基础上拓宽和深化艺术话语，我们就必须对艺术创造的参与体验予以特别关注。